1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赞誉声声
　　自《收获》于1988年起刊载余秋雨“文化苦旅”系列散文后，相关研究就已开始。较早的评论来自鄂西大学的五位教师，他们曾在1989年初开设一期专栏“笔谈《文化苦旅》”。包括余秋雨的《再谈<文化苦旅>》和教师们各自的文章。余秋雨因为自己写得匆忙，自认为“疵瑕甚多”，但教师们都给出了正面评价。尽管这些文章已挖掘到了余氏散文的主要特性，如“对文化与人的理性思考”，“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召唤”和文体方面的创新等，却并未在日后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分量。同年，王干也在《读书》上发文称赞这些散文“富有知识性、文化性、文学性”，只是并未做出具体阐述。
　　更广泛的关注来自1992年《文化苦旅》在海峡两岸出版后。《余秋雨评传》的一份汇编收录了1992-2006年的350多篇文章和10多本专论，虽不完备，却能证明两岸对这位当代作家的关注程度。其中，台湾文化界的评论集中于1993-1994年间。蒋勋、林贵真、欧阳子等著名作家都写下了他们阅读《文化苦旅》的感受。特别是欧阳子，她对《文化苦旅》中的文章做了意蕴和主题方面的系统赏读，至1998年已积累下整整十篇评论，结集成《跋涉山水历史间》一书，亦得到了余秋雨本人的认同。
　　另外，白先勇和余光中也为余氏散文亮出了高分。白先勇是华人中较早关注余秋雨的人──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位著名华裔作家的大力推荐，才最终促成了《文化苦旅》在台的出版。在白先勇看来，两岸三地的许多中国人其实都在“思索我们的文化问题”，余秋雨的独特在于，他是以独辟蹊径的方式“敲醒了大家半休眠状态的文化意识”（见《山居笔记·马六甲海峡》）。余光中则是台湾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他曾引用法国文学家布封“风格即人格”的判断，称赞“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在“擅用感性的风景来象征文化与历史”方面的独到之处。
　　在大陆，目前给出最高评价的是著名学者楼肇明。他从中国散文发展史的视角出发，对《文化苦旅》的文学价值及文学史地位表示了肯定，认为“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纪之交的散文航船上，余秋雨在艺术修养的广闻博识上，第一次直追本世纪初那几位学贯中西的现代散文奠基者们”，并且“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评价虽有过高之嫌，却具有一种洞察力和预见性──日后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热潮的确以此为发端。在这种评论思路带领下，许多文学类、文化类刊物如《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东方艺术》、《中国图书评论》、《名作欣赏》、《文汇读书周报》、《文学报》等都开始刊登有关《文化苦旅》的评论文章，并以肯定为主。这表明，余秋雨及其文学创作已纳入当代文学的观照视野，成为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2 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批判如潮
　　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方面的相关研究却逐渐趋于另一极端--由早期的赞誉走向世纪末的批判。从1995年起开始，与正面评价持相反观点的文章日渐增多，质疑包括：
　　（1）文章缺乏学养与考证，写作态度不严谨，例如古耜的《过于随意的历史读解──我看余秋雨的两篇散文》，胡晓明的《读<文化苦旅>》偶记》，韩石山的《散文的热与冷──兼及余秋雨散文的缺失》等；
　　（2）创作的模式化和感伤、滥伤情调，例如朱国华的《别一种媚俗──<文化苦旅>论》，王强的《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朱大可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等；
　　（3）散文中存在“硬伤”，例如李庸的《余秋雨的两处“硬伤”》、李书磊的《余秋雨评点》，东方生的《严肃与荒诞的巨大成功：余秋雨“文化散文”质疑》等；
　　（4）商业化运作倾向日趋严重，例如祝勇的《余秋雨不是余秋雨》，汤溢泽的《<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等；
　　（5）“文革”期间曾是“石一歌”成员，却不公开忏悔，例如余开伟的《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孙光萱的《正视历史 轻装上阵：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和《我为余秋雨先生感到害羞》等。
　　这里，第一种质疑与后几类在前提上存在本质差别：前者并未对余秋雨的文化学者身份表示怀疑，而是从学术批评目光出发，认为他对历史的解读缺乏考证，影响了作为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的自身品质；后者则认为，余秋雨通过作品和言行传递的观念、态度是与文化学者身份相悖的，原因不仅在于其作品缺乏学术理性，更在于他本人在书中的自我宣传，在电视媒体上的频频亮相以及在“文革”期间的集体写作──这都是其缺乏文化人格的表现。至此，原先以正面、肯定为主的批评基调被扭转过来，变成了以否定、批判余秋雨及其散文成就的局面。这个局面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为主要批评对象，涉及作者的学养、文化意识和人格问题，不但使研究逐渐跨出了文学批评领域，更使中国文坛蔓延了一种诡异杀气。
　　
3 新世纪至今：从批判浪潮中走向学理
　　对于这种两极状态特别是批判日渐漫无边际的问题，王尧、雷鸥、孙绍振、吴俊等学者很快要求对余秋雨及其文学创作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并不否认余氏散文存在瑕疵或不足，但更看重后者的宏观意义，认为应“从当代散文发展历程出发并顾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发现作品中超越细节之上的“整体生命”与“大气魄”，不“囿于原先习有的精英文化（文学）的眼光和狭隘的所谓纯文学的观念”等。
　　这令批判余氏散文的热潮遭遇了降温，却并未使其得到真正遏止，余秋雨本人反而遭受了日益严重的谩骂与攻击。这里可粗粗罗列2000-2011年间由批判文章结集成的多部书籍。单是2000年就有六部，分别是萧夏林主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凉源的《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作品批判》、周冰心主编的《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愚士主编的《余秋雨现象批判》和《余秋雨现象再批判》、聂作平的《“审判”余秋雨》等；专注“文史差错”问题的有四部，分别是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2003年）及增补本《月暗吴天秋雨冷》（2004年）、降大任主编的《咬嚼余秋雨》（2004年）、张港的《大师也有错──余秋雨散文知识性疏误点击》（2004年）；涉及所谓“历史问题”，又囊括余秋雨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参与传媒活动和提起法律诉讼等内容的，则有萧夏林的《余秋雨的“敌人”》（2004年）、余开伟的《忏悔还是不忏悔》（2004年）、古远清的《余秋雨现象大盘点》（2005年）和《庭外审判余秋雨》（2005年）、吴拯修的《问教余秋雨》（2010年）等。此外，还有《文学自由谈》、《文艺报》、《文学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等诸多报刊杂志刊载了有关评论或新闻报道。
　　在我看来，这些集中声势的批判不仅没有使相关问题得到澄清，反而淹没了那些试图以公正姿态评析余秋雨及其创作的声音，也将公众一并带入了由传媒共同参与制造的愈加混乱的批评格局。幸而，已有学理之声发出，而有关“石一歌”、“文史差错”乃至“含泪劝告”等事件也渐次平息，余秋雨本人在整理旧作的同时仍有新书陆续出版，相信学界会坚持学理的判断，努力拨开迷雾，还之以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