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流散现象是文化研究学者和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流散”(diaspora) 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diaspEirein， 最初是用来描述公元前八到六世纪由于古巴比伦和古罗马帝国入侵巴勒斯坦而造成的犹太人流离失所的生存状态。［1］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流亡和移民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现在这个词已经用来指任何集团性的迁徙(migration)，或有着同一文化、宗教传统的人们移居到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他们之中有一批作家或学者借助文学来表达自己离开故土流落他乡的情感和经历，成为“流散作家”，描写的主题包括流散移民离开祖国的社会环境、移民经历、种族主义歧视、无根状态、文化认同等。
　　《追风筝的人》是美国第一本由阿富汗人写出的英文小说。小说的剧情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涉及到阿富汗君主制终结、塔利班当权、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生活、9•11等历史背景。本文主要关注小说中描述的两代阿富汗流散移民在美国的文化认同状态。这些移民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被抛在了陌生的西方文化氛围中，经历着不同的文化冲突，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或悬挂或游离的文化认同危机。
　　一、文化认同的定义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文化认同是对一个群体或文化的身份认同感， 又或者是指个人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产生的认同感。如果一个人置身于某个文化情境中，不与异文化接触，可能谈不上有认同的需要或冲动，因为他已与认同对象同一。认同发生在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和相互比较的场域中，是个体(群体)面对另一种异于自身存在的东西时，所产生的一种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应。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移民、难民、少数族等，都居住在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于矛盾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即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也非彼。［2］95
　　二、小说中第一代阿富汗移民的文化认同——自由后的悬挂
　　小说中阿米尔的爸爸是带着美国梦移民的。在移民之前，“爸爸爱美国的理想”。［3］但是来到美国之后，他很难适应美国的环境、语言和文化。“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在这个国家，甚至连苍蝇都在赶时间”。他对提高英语水平“不屑一顾”。在弗里蒙特的加油站，他买了橙子没有现金，阮先生要看他的身份证，他非常愤怒，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信任的国家。“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对阿米尔的爸爸来说，美国是一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他怀念贾拉拉巴特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们，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索拉雅的爸爸亦是如此。在喀布尔，他得过军工勋章，在国防部上班。到了美国之后，他却靠救济金生活，没有工作过，宁愿用政府签发的支票去换成现金，也不愿自贬身份，去干那些与他地位不配的活儿。他相信，迟早有一天，阿富汗会解放，君主制会恢复，而当权者会再次征召他服役。所以他每天穿上那身灰色套装，捂着怀表，等待时来运转。在讨论阿米尔和索拉雅是否收养一个孩子的时候，他说： “如果你们是美国人，这不成问题。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家族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只要婴儿健康，每个人都很高兴。”但对于阿富汗人，“血缘是最重要的”。
　　阿米尔的爸爸和索拉雅的爸爸，作为第一代流亡美国的移民，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美国梦，但是由于语言障碍、积蓄有限、缺乏社会支持，在美国都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们都不能放弃或改变自己的固有文化传统， 同时不能认同移居地的文化， 因而都“悬挂”在当地社会文化之外，无法落根。正如艾伦•琼斯所说：“美国阿富汗移民中最普遍的问题是心理不适或者压抑。尽管他们非常庆幸自己能来到美国，可是任然觉得自己是陌生人。”［4］
　　三、小说中第二代阿富汗移民的文化认同——边缘上的游离
　　如果说阿米尔和索拉雅的爸爸身上都带有强烈而鲜明的母国文化印记，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传递出浓郁的传统文化信息，到阿米尔和索拉雅身上，情况已悄然发生变化。他们更快融入美国文化，接受美国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他们在美国受大学教育，有房子、事业和家庭，尽管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非常了解，但是在情感和理智上对自己的母国文化有一种疏离感。
　　不像爸爸，阿米尔来到美国后，“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而喀布尔对他而言， 早就成了“一座鬼魂之城”。和爸爸排斥英语不同，他想在大学主修英文。对于美国文化他也有更多的理解，在弗里蒙特加油站，他劝爸爸说：“这又不是针对你。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对于祖国的宗教，他“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了”， 还是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他“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成年后回到阿富汗时，他“发现自己像个游客”。面对饱经战乱的阿富汗，他对祖国有一种失望的情绪，“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对于阿富汗人来说，他也只是个“过客”和“叛国之徒”。 真正的阿富汗人应该是“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是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
　　索拉雅也不是个传统的“阿富汗淑女”。传统的阿富汗淑女不会“向他父亲问起青年男子”，而她曾经跟一个阿富汗男子私奔。传统的阿富汗淑女没有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而她，在舅舅儿子的婚礼上听到两个中年妇女讨论可爱新娘的标准时（“纯洁，品德良好，没有谈过男朋友”），愤怒的说：“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寻欢作乐，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哦，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我不过犯了一次错，而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抬不起头来”。在选择自己大学的专业时，她不接受爸爸的劝告，去当律师或政治科学家旌表她的家族，而是坚持自己做教师的理想。在阿米尔第一部小说出版的时候，索拉雅和他“举杯相庆”，而阿富汗淑女是滴酒不沾的。
　　虽然阿米尔和索拉雅对母国文化有一种疏离感，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童年在阿富汗度过，其本国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而且在美国他们主要生活在阿富汗移民的“文化飞地”，［5］所以并没有完全被美国文化主流“同化”，他们仍然保留着很多阿富汗的文化习俗，母国的现实也一直牵着他们敏感的神经，儿时的回忆也一直埋藏在心里。他们的文化认同体现双重性和游离性。
　　首先，尽管阿米尔“拥抱美国”，美国仍然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与哈桑儿时的回忆一直萦绕在心头，而且，“在深层意义上， 阿米尔的忏悔对象并不仅仅是哈桑， 也包括他自己及他的父亲与家庭， 更不能忘记的是他的故土。”［6］在美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生活都是贫困的。尽管住宅区的房子“有景观窗，银色的狮子守护在锻铁大门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喷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开”，但他们住的是“破旧的平房”。 尽管这里有“宝马，绅宝，保时捷”，他们开的是“滴着油的旧车”。他们虽然在美国，但并没有真正融入主流人群，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文化飞地”里。他们去阿富汗餐厅吃饭，出入阿富汗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的跳蚤市场。在那里，播放着阿富汗音乐，人们按照他们“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交往。爱上索拉雅之后，阿米尔也以阿富汗男人的方式追求她，因为这关系到阿富汗女人的“贞节”。他和索拉雅的婚姻也是按照阿富汗人的礼节和仪式进行。爸爸的葬礼也是阿富汗式的。祖国的现实也一直令他们牵挂，从俄国撤出阿富汗，到内战，塔利班统治，美国轰炸阿富汗。回到阿富汗时，他“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相连”。美国轰炸阿富汗之后，他和索拉雅参加到阿富汗的计划中去，“为故国略尽绵薄”。总之， 对于阿富汗， 阿米尔不可能做一个旁观者，这里有他的童年， 他的亲人、朋友， 他的爱和恨，他对阿富汗文化有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四、结语
　　印度裔英国作家拉什迪说：“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他丧失他的地方，他进人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 意大利裔加拿大女学者林达•哈切恩在《另外的孤独》序言中指出：“双重性是移民经验的本质。陷于两个世界之间，移民要转换一个新的社会空间。”［7］胡塞尼在《追风筝的人》中深入描绘了两代阿富汗移民在美国的文化认同悬挂和游离状态。他们的文化认同状态表明人们无论流亡到哪里，对自己本根的认同意识是不会随之而自然消亡的。恰恰相反，不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促进了他们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