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整体观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充实的思想内涵，其认识论、方法论对于我们解读当下中国软实力的建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社会整体观与软实力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定位
　　以社会整体观作为工具分析中国的软实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好两个前提，一是社会整体观的基本内涵与框架结构，二是软实力与社会整体观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对论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社会整体观的基本原则与框架结构
　　社会整体观必然要以方法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的观念和原则：一是整体优先于部分的原则，二是历史性联系的原则，三是各要素交互作用的原则，四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各个环节构成的“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机体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这些论述隐喻着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认识论，具体来说，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在人类的动态发展中结成生产力、生产关系，进而形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联动机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经济因素只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对其它要素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整体观的宏观框架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生产的阐释，也是以社会整体观的思维方式展开的。他们认识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以这种认识为依据，他们从人类实践的维度，把整个社会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活动两大领域。
　　在社会整体观基本原则立场的引导下，马克思、恩格斯不再单独从精神领域探寻文化活动的奥秘，而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双向互动作为研究对象，从它们构成的有机整体中探寻精神运动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文化生产的发展逻辑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影响精神文化生产的外部事实，二是精神文化生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便产生了精神文化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殊形式。
　　精神文化生产的一般规律体现为，精神文化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二者具有统一性，具体表现为精神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社会属性趋向一致。这个结论基于马克论文联整理思发现的一个基本事窝，“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又指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他通过一个特例来说明：物质生产的性质决定精神文化生产的性质。
　　精神文化生产的特殊形式是由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同由此他们认为，精神文化生产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
　　以社会整体观来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构成了社会的有机整体，物质生产制约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反作用物质生产，只有将两者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才能认清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才能对精神文化生产做出科学的分析，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软实力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定位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在1993年提出，他意在提醒美国政府努力提升“软实力”，以巩固其在冷战后的霸权地位。“软实力”又称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
　　“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土资源、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现实物质力量及其对外强制他国的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两者相辅相成，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并没有“软实力”的概念，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思考“软实力”问题，只要做一个简单比较，就能看出马克思主义与“软实力”的相关性。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与“精神”看作构成人类社会整体的两个要素，并考察二者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与“硬实力”是从国家——一个更小的社会单位——在国际激烈竞争中如何提升“综合实力”、维护霸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与约瑟夫·奈阐述问题的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试图说明“物质”与“精神”对于社会发展的地位与作用，尽管由于时代的发展，约瑟夫？奈赋予“软实力”与“硬实力”更为时尚的形式与内容，但实质上他并没有跳出马克思、恩格斯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来思考社会发展的思维范式。
    从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社会进化机理来看，可以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看作是“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两个概念的合理展开与延伸。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整体恰恰就在于：所有的种种因素都从属于社会或把它还缺少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样，它就在历史上发展为一个整体了”。可见，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性的有机整体，它会根据人的主观需要和客观规律，实现自身要素的更新或再生。
　　由此推论，在由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构成的社会整体结构中，“软实力”与“精神生产”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可以把“软实力”看作“精神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软实力”并不等同于“精神生产”，因为“精神生产”本身还具有“软件”与“硬件”的区别。
　　二、中国社会不平衡发展的曲折历程与软实力战略问题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构建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我国不仅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时间相对较晚，而且还一度忽视“软实力”的要素——精神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规律，而给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损失。
　　（一）中国不平衡发展的合理性与纠正的必然性
　　长期以来，我国在处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时存在一些问题，受国际、国内环境制约和认识问题局限性的影响，国家在处理二者关系时，经常出现向单方面倾斜的情况。
　　建国之初，中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49年2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将“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作为党夺取政权后的中心任务，即规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经济建设。当时党的文化观主要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创立的“文化从属论”，其经典性的论述有：“一定的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二是继承了“文化革命论”，其代表性的论述是：“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㈣。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文化观都有其合理性与进步性，但是不可否认，这两种文化观也确实存在着局限性。“文化从属论”是对五四以来革命主体问题和文化主体问题的解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创造性贡献，它对当时的文化建设确实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即使把它放在当今社会来看，它也没有丧失其全部意义。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对文化的独立性认识不足，对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重视不够；“文化革命论”是基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使命而诞生的，作为一种文化拯救理论，它存在着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
　　当时，中国共产党处在由领导革命战争转向指挥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阶段，党对文化建设工作还不熟悉，在“文化从属论”的指引下，对文化建设采取了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的手段，在“文化革命论”的影响下，最终发动了“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是，经历了短暂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又以文化的名义开始了漫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曲折历程。由于在社会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到“文革”结束时，社会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重新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社会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另一方面却“在运作指导思想上，把对经济增长的合理追求当作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模式，从而导致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发展总体上偏慢于经济的发展，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忽视文化建设的情况，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冲击”。这实际上又进入了社会失衡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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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带来社会不稳定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很多国家关注的共性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全面发展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忽视“精神生产”的觉醒。
　　纵观新中国走过的曲折历程，不平衡发展状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其中既有客观条件的制约，又有主观认识的局限。但是，当人们认清了不平衡发展的严重社会后果时，必然要对发展战略做出调整。
　　（二）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与必然性
　　从90年代初，全面发展的主张便在中共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得到了迅速反映。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观点，1995年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又指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党落实“全面进步”，是党自觉运用社会整体观进行思维，并总结历史上经验教训而做出的科学决策。它的本质是纠正失误，提高“精神生产”的地位，让“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协调发展，以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它实际上也成为了构建软实力战略的思想基础。
　　由于这一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党对“精神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化，落实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强。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做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的决策。
　　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全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这个结论是从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事关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角度出发，来认识问题的，它进一步突出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五大又从精神文化彰显“中国特色”的角度强调其重要意义。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至此，软实力问题在我国浮出水面。
　　国家之所以重视文化建设，胡锦涛之所以提出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式下，增强国内社会协调发展能力、提升综合国力的需要，也是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必然选择。
　　三、中国建构软实力的结构性问题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
　　胡锦涛提出软实力战略之后，中国学者更加关注这一问题，党和政府也开始践行这一战略。在此过程中，中国对软实力的建构又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要得到合理解决，必须坚持以社会整体观为指导，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一）中国建构软实力进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
　　当前，我国软实力建设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建构软实力的理论准备不足，二是存在简单地把文化建设等同于软实力的片面认识。
　　1.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存在着缺乏理论支撑的问题
　　构建中国的软实力，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正如在上文所说：“精神文化生产的性质也由物质生产的性质来决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内在地规定了精神文化生产的本质内容，这必然首先要在理论上体现出来。
　　在软实力的发展战略问题上，如果简单地以约瑟夫·奈的理论为蓝本，无异于是“全盘西化”。因而，发展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不过，我们当前对于软实力的认知还非常有限，从理论探索上来说，还没有取得丰硕的成果。
　　2009年3月，美国“巧实力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软实力和对美国的影响——在发展中世界的竞争与合作》一文。文章认为，软实力理论激发了中国学者和普通大众的联想，引发了如何提高和运用中国软实力的辩论；尽管学术界对软实力的辩论激烈、领导层对软实力有浓厚兴趣，但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的、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一些已经出台的政策也前后矛盾。
　　上述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当前在软实力战略的理论建构层面上，我国确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的出路在于，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探索软实力问题，进行中国特色的理论解读与理论构建。
　　2.社会上普遍存在将“文化建设”等同于“软实力”的误解
　　当前，我们在“文化建设”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错误认识。衣俊卿教授指出，在实践发展、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层面上，都存在着把“文化服务”、“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软实力”的倾向。这种错误认识的实质在于，混淆了文化建设工作中的软实力与硬实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但还不是文化软实力本身。
　　衣俊卿教授认为，文化的发展也存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别。价值观、智力支持、思想保证、道德规范、纪律约束、精神动力、文化感召力、理论影响力等范畴属于文化软实力；而文博、广电、电影、图书、信息和城乡文化场所等文化服务，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只属于文化的物化形态的“硬实力”。
　　在“精神生产”内部剖析文化建设工作的属性，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建设工作的层次性。“文化的硬实力”可以满足文化惠民的需求，它对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只是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增强“文化的软实力”是更深层次的工作任务。我们需要树立的正确态度是：夯实“文化的硬实力”，并自觉地提升“文化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