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有着丰富、多彩、奇异的旅游资源，但这里的旅游现状，特别是部分地区管理人员的思维意识，比其他地方至少落后5年。也许正是缘于这种“滞后”，却为我们此行带来了最原汁原味，最具原生态的美丽景观，让我们过足了镜头瘾。象连驴友也涉足不多的“加榜梯田”的大气磅礴；与挪威共建的“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包括堂安侗寨古民居、堂安梯田群及侗族文化等）的恬静悠然，都留给我们几多惊喜、无限感慨和今生难以忘记的美好回忆。
    黎平是我们计划中的必去之地。除了中国最大的“地坪风雨桥” （也有说是世界最大,堪超美国犹他州的“廊桥”）和天然自成的喀斯特地貌 “天生桥”外，黎平会议旧址和纪念馆，自然是作为老红军后代和十一同学会校友(4人行中3人为十一老同学)必选景点。
　　让我们非常吃惊，万分敬佩的是，“黎平会议纪念馆”虽小，内容单一，但绝对算得上史料殷实，布展精致，视觉舒适的党史教育基地。认真参观后，真的添补了我们对这段历史时期不了解的空白——黎平会议的经过、历史意义及重创后的中央红军在进入黔贵地区，最初5—10天的具体活动内容和行进线路。
　提起“黎平会议“的缘由和历史意义，就不能不正视黎平会议前，中央红军惨遭重创，几乎全军覆灭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失利。所有参加过湘江战役的老红军们，无一人能忘记这场几乎致他们于死地的战争；甚至在每一位共和国的功勋将领即将走完人生最后一步时，仍然难以释怀湘江战役中痛失战友的重负。

　　1934年11月，在王明“左”倾路线指挥下，苍促离开井冈山的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境，当时以李德为首的最高“三人团”，先是极“左”盲动继而逃跑流窜，不切实际地想把中央苏区整个搬到湘西去，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临突围前，雇了几千挑夫，又专门抽调了一个师负责搬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以每日不足20里的速度缓慢前行。彭德怀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断出红军前往湘西想与二、六军团会合。于是集中30万精兵，沿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势在必得地要将中央红军一举歼灭。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湘江战役就此打响。战役从11月28日早上一直打到12月3日深夜。由于红军中央纵队过于庞大，行动迟缓，未能及时通过湘江。11月30日，当广西军阀和湘军封锁湘江时，红军陷入重围。 敌我形势示意图上，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的数路大军已从东南西北四面对中央红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时局万分危急，红军动辄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危机关头，中央局、军委、总政联合给一、三军团下达了指令：“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1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在湘江战役牺牲时年仅24岁；红三军团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在指挥发起反击时，中弹牺牲。彭德怀命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十团团长。当日，杜中美又壮烈捐躯。一日之内，前仆后继连续牺牲了两任团长。红五师在新圩板桥铺至杨柳井、枫树脚一线阻击桂军三天两夜，激战数十次，师属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在红五师第14团水口山阵地。黄冕昌团长抄起一把刺刀枪，跃出战壕，营长，连长，排长和战士紧跟着他们的团长，狂呼着，带着因战友的牺牲而激发起来的百倍仇恨勇气，带着遍体鳞伤的鲜血，带着势殉理想信念的毅然决然，俯身冲向桂军。双方肉搏拼杀，黄冕昌团长战死，团政委重伤，连排干部全部牺牲，全团战死200余人。第15团团长白志文身负重伤，政委罗元发头部中弹，前来代理团长指挥作战的师参谋长胡震也于30日上午阵亡，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战斗到最后关头，全团已不足400，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至四天！”战前军团长彭德怀下达的，以死护卫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的命令。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与强大的湘军鏖战三天两夜，终于按军委的时间要求把湘军挡在了觉山阻击线以北地域，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觉山阻击战的红一师、红二师共伤亡3000多人。红一军团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陷入敌人重围。为不当俘虏，易荡平大声说道：“掩护任务已完成，我死得光荣！”在吟出“英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的豪言后，立即对准自己的脑部开了一枪，壮烈牺牲，时年26岁。    江西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而伤亡最大的，当属后卫部队。

　　红三军团红六师第十六团（团长李寿轩）和第十八团（团长曾春鉴），先是作为全军的后备部队，驻防宾家桥、水车地域并负责在灌江上架设浮桥。30日下午３时许，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正在水车一线坚守苦战的红六师第18团，接到接防红五师阵地继续阻击敌人的命令，没作任何休整就急急上路，一昼夜急行140余华里，一路突破桂军和民团的层层阻击，迟至数小时才到达新圩接防红五师的后卫任务。全师指战员仓促在新圩南炮楼山一带进行布防，已伤亡惨重的红五师于16时移交防务，迅速赶到界首东南的渠口，与红十三团汇合，从界首过江。第18团刚进入阵地，就有相当部份战士虚脱乏力倒地不起。他们已经连续四天四夜未睡觉，已经整整一天多未吃食物。更多的战士是修着修着工事，嘴里咬着其辣如火的辣椒就睡倒在地。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唤醒。12月1日拂晓，桂军对18团阵地发起猛攻，18团伤亡惨重。战至中午，被桂军三个师死死咬住，至阵地失守，已无法过江。其一部被分割包围于陈家背，另一部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突围向湘江岸边转移，最后被桂军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头一带，第十八团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战士突破重围，但又在随后的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杀害。

　  最为惨烈的是红五军团的第34师，1934年11月29日下午15时，中革军委在情况不明时，错误地电令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的最后阻击后卫，必须于30晨接替红六师新圩防地阻击桂军。12月1日中午，当红34师翻山越岭艰难跋涉赶到新圩附近，桂军已突破新圩阻击线，并切断红34师前往湘江的进路。致使34师孤军陷入敌人包围圈内，无路可退，全军覆灭。红34师政委程翠林阵亡。师长陈树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付出重大牺牲，全师由原来的6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身负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口，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最后，部队弹尽援绝，陈树湘伤重被俘。敌人为抓到一个红军师长兴奋发狂，立即将他押送“追剿司令部”。途中，他趁敌不备，在担架上忍着巨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年仅29岁。陈树湘死后，敌人割下他的头颅，装在篾笼里，悬挂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上示众，红军悍将的威名，使湘军为之侧目。红34师的5000多名官兵除个别失散，全部战死于湘江之侧。团级以上干部仅一00团团长韩伟等3人突出敌人重围，几经辗转，吃尽苦头，于抗战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才回到部队。让韩伟将军死不瞑目的是，这五千余位血洒湘江之侧的闽西子弟，绝大多数没有被评为烈士。在韩伟将军的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对儿子说：“湘江战役，我带出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住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我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 1992年4月8日，韩伟将军作为一○○团最后的幸存者，走完了人生的旅途。遵照将军的临终遗嘱，儿子韩京京专程从北京将将军的骨灰送到闽西革命公墓安放。

　　红军突破湘江以后，湘江江面上一片灰色，在下游全州湘江边有个回水湾，湍急的湘江在此趋于平缓，红军遗体最后都漂到此地，看后让人心惊胆战，当年的全州人此后发誓说一年不喝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当年凤凰嘴渡口的老百姓说，战斗过后，老乡们在江边掩埋了三天的烈士尸体，而更多的烈士则尸沉江底。

　　掩护主力渡江后，曾有100多名红军伤员留在原地无法突围。　桂系军队和当地民团俘虏了祠堂一百多名红军战士以后，将他们的衣服扒光，四肢捆绑，全部丢进深不可测的”酒海井”里,顺暗河冲走。

　　在灌阳县，国民党白崇禧部对红军紧追不舍，共俘虏红军掉队和伤员一千多人，全部残忍杀死。惨烈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过半，由八万人锐减到三万人，在这次战斗中红军有七名师级，十六名团级干部壮烈牺牲，还有很多无名的战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就了前进的通途。
　　　
　　黎平会议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是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起点；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还有一项实质性决定即：鉴于部队减员很大，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第八军团建制，并入第五军团。中央的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五军团调回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这两个决策保证了黎平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1月中旬，红三军团在懒板凳地区集结，根据中革军委1月5日关于部队缩编的指示整编。保留第4、第5师番号，将第6师缩编为独立团，团长李寿轩。我的父亲周玉成调任红三军团供给部部长。

　　1930年12月红七军团，1934年9月红六军团，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三次经过黎平，在其过境之地深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我们贵州黔东南和黔西一行，沿途常常看见红军当年的活动地点及活动遗迹。如：黎平附近的《草鞋铺》，相传是当年红军进入贵州后，专门发动当地村民，集中在此为红军赶制草鞋的村所；喀斯特地貌风景区八舟河上就架设着一座《红军桥》，相传是当年国民党部队为阻拦红军，把桥拆毁，八舟少寨村民为了迎接红军，拆自家门板，冒着严寒架起一座木桥，为红军渡河。后人为了纪念红军，把这座桥称作《红军桥》。时不时车窗外会闪过醒目的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土豪分田地”等。

　　贵州黔东南行半月，我们的车始终在山中转悠，忽上忽下，时而浓雾弥漫，时而飞石滚落。望着车窗外的峭壁深豁，我们一阵阵胆战心惊。这里到处都在修建高速公路，开辟新的铁路运输线。贵州的道路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桥多，一个就是隧道多。望着一桩桩高耸入云灌注的水泥柱子，我们能感受到，在贵州建设高速公路的造价太高了，全国居首。据说平均每公里造价是一亿人民币。而且养护起来也很困难，一路上，我们没少碰到泥石流和塌方的阻隔。但在这持续不断，几乎把尾骨都要震裂开的颠簸行程中，常常让我不得不去想的问题是：我们的父辈，我们无限敬佩的老一代革命者，难道就是穿着草鞋，行走在这贫瘠多殊的大地上吗？他们凭的是什么？他们这样又是为了什么？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父辈们那高大伟岸的身影。此时此刻，在我耳畔响起早已被我无数次吟诵过的，金一南将军在《苦难与辉煌》结尾处那几行铿锵有力的警世忠言：
　　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记：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这部动荡不已的历史，你可以说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开放；不安宁；但你必定惊叹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
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