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主要是把民主看做一种手段，一种作为政治斗争的策略，无论是抗战时期利用民主作为抗战动员的手段，还是将民主作为党的一种工作方法或路线，民主的工具性大于目的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共成为执政党，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有所变化，但也有不变的一面。
　　1949年10月之后，随着党的地位的变化，毛泽东认为民主应回归其本来意义，即民主是一种目的，是新中国人民应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这种基本权利应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政治制度来落实，这主要体现在他希望通过人民政协、政党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这些国家的基本制度来实现人民民主。
　　1949年新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人民政协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后，它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协商机关。毛泽东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会上说：“我们的会议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1]。在法理上，政协只是属于咨询建议性的机构，其对政府的决策并无决定权，但毛泽东显然不满足于政协对政府的这种“建议性质”，其长远的考虑可能想使政协对政府有实质的制约作用。他在1954年12月19日向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指出：“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五百五十九人当中，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一百四十人，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是人大代表，可见通过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需要”。针对一些人提出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的建议，毛泽东断然拒绝。他指出，“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2]它认为政协的性质是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任务是：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商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等。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要求解散各自党派，但毛泽东认为各民主党派应与中共一起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故不应解散而应发展，至此形成了持续至今的八大民主党派。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各民主党派基本上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但当时党内外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存在只是它们原来所联系的阶级、阶层这一代人的事，随着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消失，它们也将日趋消亡。针对这种“一代而亡”的错误观点，毛泽东于1956年4月正式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他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利”[3]。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民主党派万岁”的口号。鉴于苏共一党制带来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一党专制的弊端，毛泽东认识到多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比只有一个党好的结果要好。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党与非党的关系。他认为几个党比一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这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是用普选的方法产生的真正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由于当时大陆尚未完全解放，故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可能实行普选，因而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0月13日，毛泽东针对上海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向西北、华中、华南、西南、华北、东北局各局负责人指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4]
　　11月27日，毛泽东告诉华南分局负责人，“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毎三个月召开一次”。[5]毛泽东的语气由“请”到“必须”、“一律”的转变足见其对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视。此时，毛泽东显然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社会动员的一种手段。随着大陆上军事行动的结束，土改的基本完成，到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接受了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的建议，决定抓紧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就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说明，他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使人民民主更加发扬，对于北京郊区在乡政府民主选举中百分之五十的乡长被选掉，原因是他们做了坏事，人民不高兴，结果就被选掉。毛泽东认为为了发扬民主，对于政权组织，在县、乡两级来一次全国普选很有必要，对于促进和加强经济建设有积极作用，对抗美援朝也有好处。北京郊区一半的乡长被选掉使毛泽东对人民的政治参与能力相当赞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乐观预期。
　　可以说，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张通过国家制度来推动和落实民主这一思路体现了他随着中共地位和形势的变化，他的民主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但另一方面，革命战争年代通过整顿党风来改进党内民主进而实现人民民主这一思路仍长期存在。二者本应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是随着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出现偏差，1957年以后，毛泽东逐渐脱离建国初期通过国家制度来推进和落实民主这一正确思路，开始运用大民主的方式和手段来推进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