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战略公益规划创造差异化优势
来源:中国爱国教育网 作者:admin 2013-05-13 11:35
战略公益规划的重点是创造差异化优势。主要规划重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确保所倡导的议题迫切重要，能引发社会大众共鸣与支持
第一，要能够清楚彰显议题影响社会发展的严重程度。例如，2002年因为水质污染及公卫不良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超过350万，每年导致140万儿童死亡的痢疾有94%是可以预防的——只要在偏僻乡村盖好厕所就有帮助。而且许多以小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更可以协助创造就业机会。执行这项研究的联合国大学“水环境健康国际网络”表示，估计全球每年需投入饮水及公卫的投资约为120-250亿美元，安全饮水及公卫方面的计划能带来的健康及生产力方面的投资报酬率可高达九倍。[⑦]
第二，要对社会成本效益进行量化分析。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推估，东南亚每年因失明导致的成本约56亿美元，但预估约需2亿美金即可以解决东南亚可预防治疗的失明疾病，社会投资报酬率高达28倍。[⑧]
第三，要对议题与相关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关连分析。通过关联分析确认议题解决方案的逻辑次序，才能提纲挈领，对症下药。例如，在联合国千禧年目标之中，许多计划彼此关连，例如要促进小区更好的健康或教育，要先做好公卫基础建设，以提供便利清洁的饮水。因为开发中国家妇女会比男人花更多时间在取水及照顾生病家人，所以有便利清洁的饮水，会促进健康、女性赋能（empowerment）及降低贫穷等社会效益，这些都是千禧年发展目标的关键要素。此外，联合国官员也表示，饮水公卫做得好，更多女孩就能上学，亦即表示会有更好的女性识字率；而根据联合国统计，女性识字率每增加10%，该国经济就能成长0.3%。
（二）密切整合赞助者理念价值或赞助企业的营运定位
1．整合个人赞助者的理念价值
个人慈善捐赠背后都有捐助者不同的理念及价值，捐助者的理念价值必要予以尊重。但基金会管理团队可以下述战略分析协助基金捐助者扩大基金的社会效益及正面影响力。
第一，不同社会发展议题的社会成本分析，如环保、扶贫、教育、疾病防治等等；
第二，各种社会发展议题问题关连分析，确认议题解决的逻辑次序。例如教育不足与贫穷密切相关，但要赞助兴学协助脱贫，需先确认失学原因，如前述联合国研究报告所提及的水污染防治与少女失学及经济成长的关连互动；
第三，确认个人捐助是否要与企业竞争力战略规划进行整合（若有必要可参见下述企业捐赠），选定首要解决议题；
第四，针对首要解决议题，发展各种不同解决方案及相关的成本效益分析，确认最适当的解决方案。例如以教育公益议题而言，可能解决方案包括捐赠奖学金、捐赠希望小学，或者整合政企学社等社会伙伴联合举办青年社会企业公益提案竞赛行动，上述不同教育公益项目选案代表不同的社会成本效益组合。
2．整合赞助企业的营运定位
企业捐赠则有不同决策考虑。企业决策者经常面临利害关系团体不同期待，一方面，社会意见领袖要求企业善尽社会责任；但另一方面，股东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决策者追求每季财报绩效最大化。企业决策者更常思索，公司公益慈善行动对经营绩效到底有哪些效益？上述原因都让企业决策者觉得有必要让企业慈善行动更具战略规划优势。
（1）如何制定规划。波特认为，要从“竞争环境”四项要素来规划公益慈善行动，才能强化企业竞争力：[⑨]生产要素情况，包括高质量专业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及硬件、政府行政、信息、科技等基础建设；市场需求情况，成熟严格的消费者有助于刺激创新，公益行动可以影响当地市场的规模及质量，如思科网络学院对各地网络建设的促进及服务水平的提升；战略及竞争环境，主要指规范当地竞争情况的法规、诱因或规范，如鼓励投资及持续升级的智财权保护作法、开放的自由竞争、反贪污、禁止联合垄断或独占等，由数十家国际企业所赞助的“国际透明（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组织，其成立宗旨即是透过调查揭露并吓阻全球贪污行为；关连配套产业，当地拥有质量够格的关连产业供货商，美国运通在世界各国市场的成长要靠当地观光旅游产业能持续提升质量、吸引游客，所以自1986年起该公司就赞助中等学校的“观光旅游学院”，协助旅行社、航空公司、旅馆及餐厅培训人才。
（2）如何实施规划。企业选定慈善公益规划重点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推动。波特指出可以下列四项步骤来扩大慈善公益行动的社会价值：[⑩]筛选最佳的受赠者，可提升捐款的社会效益；号召其它的捐款者投入赞助，促成其它慈善公益捐款更有效益的分配；协助改善受赠者的表现，促进受赠单位整体预算的回报；促进这个领域的知识及实务，以创新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并广为宣传。
（3）如何与企业营运整合。企业非公募基金会可尝试将公益行动与企业营运整合规划，由领导团队来找出企业最具竞争关键的环境议题，据以规划管理企业公益慈善重点。具体的管理过程宜包括下列五项作业步骤：检查公司所在区域的重要竞争环境议题，找出可经由社会投资强化公司或产业群聚竞争潜力的议，。例如哪些因素限制企业的生产力、创新、成长及竞争力；审查现行的公益慈善计划组合是否能与“竞争环境”战略相整合，尽量将一些小区义务或商誉宣传的计划调整为战略公益行动；依照公益计划四种价值创造步骤来评估现行及潜在的企业捐赠行动；寻求与供货商及企业伙伴联合行动的机会，分摊成本，扩大社会及经济效益；严谨的追踪及评估计划成效。
（4）可能的风险。采取“竞争环境”战略规划公益慈善行动，与当前中国主要公益赞助思路之一的“公益归公益、商业归商业”主张可能截然不同，公益与商业泾渭分明，可能有助于防止有人假公益之名行促销之实，但这样的主张运用不慎，就会产生下列几项弱点，降低资源效益。
一方面，公益与商业营运截然对立，将无法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整合企业运营及公益（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是战略公益的独特优势，无法提升企业中长期竞争力及整体社会效益——因为，愈多企业若能落实战略公益，整合营运政策及资源用在降低社会成本、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对整体社会效益的提升愈有显着效果。另一方面，也无法从企业伙伴那里获得捐助资金以外的其它资源，特别是庞大的企业公益营销资源，对所要倡导解决的社会发展议题明显不利，也无法更进一步扩大公益行动的社会成效。更重要的是，将公益及企业分立看待，容易阻却双方交流对话，妨碍“社会企业”这类科际整合[11]战略的发展，不容易鼓励“社会创新”的发展，对基金会中长期发展及整体社会公益营运模式的创新反倒形成限制。
（三）中长期规划时程
“赞助公益”与“产生效果”是两件事，一次性捐款很难产生“可持续”的“社会效益”，甚至会导致“影响公益组织稳定性，暴起暴落”、“公益资源成效确认困难”两大后遗症。传统慈善捐款强调“救急不救穷”, 所以表现出来的多是针对天灾人祸等应急的一次性慈善捐款, 这样的公益慈善主要效果在提供个人为善的心理满足, 但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
“战略公益”思路会先正视弱势人群所遭遇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其错综复杂的个体及总体环境因素, 一方面进行实证的调研, 找出问题架构的逻辑脉络及对症下药的系统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更要有短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及行动计画, 才能跨越社会行动传播营销的“门槛效应”, 并定期审视, “战略公益”所投入的资源, 是否达成预期目标, 是否需要在後续行动作战略或行动层面的调整或强化。
许多人在进行慈善捐款时都会强调“不求回报”，这个观念更有待商榷。公益捐款或赞助也有机会成本的考量, 也必须发挥公益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 所以, 如果捐款个人或组织不求对价式的“个体名声回报”, 可以理解, 但容易因此同步忽略公益捐款或赞助的背后预设价值, 也就是“总体社会效益”——赞助或捐款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所能创造的社会效益, 这样的捐款或赞助很容易浪费资源。
而且对许多服务性的公益组织来说, 接收一次性的钜额捐款,远不如中长期多元的小额捐款, 后者比较能够协助公益组织避免大起大落, 抵御景气循环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的运营风险, 也较能维持公益组织的中立自主的专业性, 避免受制于单一大型捐助者的主观意志。
（四）高复制潜力
成功的战略公益运营模式前提之一就是“复制潜力”，能被复制运用到其它地区的公益项目会远比仅能运用在单一地区的项目来得更具吸引力，因为它具备能在更短时间内, 降低学习成本, 以更具规模效应的方式、协助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类似的例子包括国内的希望工程及母亲水窖等案例, 又如国际上以孟加拉乡村银行为典范的微额贷款项目，也都是复制性极高的案例。国内目前的公益项目主要是由公募基金会主导, 复制性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之下较无问题, 但若观察民间公益组织这方面的能耐就大幅受限。
只是, 国内公益环境的多元发展, 也是2004年开放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之后较为显著, 所以如果单就目前公益组织及项目观察, 数量上的复制可能比不上种类或品质上的复制来的迫切及更具价值, 毕竟在经济快速开放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城乡差距与贫富悬殊等社会发展问题愈来愈多元和复杂, 亟需更多社会创新解决模式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事实上, 企业及非公募基金会近三年来陆续创办社会企业创业竞赛或公益提案竞赛,就是在回应这方面的需求, 但其中提案议题的多样性、提案战略及创意的价值、可执行性以及“可复制性”, 都是提案团队的众多挑战, 也是主办或赞助单位计划成效的主要影响重点。
要强化公益组织及项目的质量优势及复制潜力, 赞助单位有必要在提供预算资源之外, 进一步引进转介国际典范案例以及企业管理的专业志愿者资源, 强化公益项目的战略价值及复制执行潜力, 扩大项目影响力及社会贡献。
（五）计划行动的创意
主要包括解决问题的战略、传播营销创意以及营运模式创意，以及上述各种创意所能激发的价值链附加价值。例如，传统教育公益计划动辄捐赠巨额奖助学金，类似行动一方面与其它教育公益项目同质性太高、无法凸显赞助独特性；另一方面也缺乏效益规划，社会贡献影响有限。若能重新定位为培育学生成为“未来公民领袖”计划，并整合“社会企业公益企划竞赛”及企业“公益理念营销”行动，鼓励高校学子应用所学，针对扶贫、公卫及疾病防治、环境保育等社会发展议题，以“社会企业”运营模式，提出最适解决方案，参与竞赛评比，赞助单位将能在传统扶贫兴学的精神收获之外，以具体行动鼓励菁英学子协助解决中国发展议题，享有更多企业公民的形象评价。
赞助单位更可以以市场营销资源，如瓶标、销售点海报及广告，协助倡导推广优秀的社会企业提案，呼吁更多民众加入支持行列，可进一步整合更多资源协助优秀提案扩大社会服务与实践，更可强化赞助企业“社会品牌”的营销综效，促成社会伙伴之间的双向良性交流与回馈。
全球社会企业概念及行动逐渐蔚为风潮，也带动“企业内部社会创业家”的诞生。企业内部社会创业家是指在大企业或组织工作的经理人，他们除为组织追求利润外，会针对相关的社会环保挑战提出产品、服务、或营运模式等解决方案，同步改善社会发展问题，如贫穷、气候变迁、劳动人权等。事实上，企业捐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就是最佳的“企业内部社会创业家”的孵化器（Incubator）。
基金会经理人可参考附注文件“可持续机构（sustainability.com）”所条列全球十大社会发展落差及机会[12]，包括人口、财富、营养、生态、资源、两性、健康、教育、数位、安全等议题，以创意雷达面相整合捐助企业的产业特性及所能提供的正面价值，发展相关的社会新创事业案例。
（六）公益专业性
第一，传播营销及社会效益的整体权衡。战略公益除考虑传播行销效益之外，更会考虑“社会效益”。公益资源也有机会成本，应衡量公益议题的“社会投资报酬率”，让公益捐赠能更“聪明行善”。例如，台湾奥比斯基金会（ORBIS Taiwan）于2004年委托台湾大学公卫学系教授所进行的“台湾地区2002年失明社会成本之推估研究”发现，台湾一年因失明所付出之社会成本高达29亿3千余万台币，但政府却仅编列数百万元倡导经费，远不足以进行有效的防治，实证捐助“防治失明”的庞大社会效益空间；又如美国某企业曾赞助家庭暴力防治计划，主要决策考虑是家暴所衍生的职场缺勤、医疗健康等后遗症在美国每年约产生30-50亿美元的社会成本，影响深远。
第二，NGO的专业责信。在国际社会中，公益已发展成一项专业。缺乏专业规划的捐款助长公益资源分配不公，更可能成为滋长社会问题的隐形帮凶。传统慈善捐款决策选择有限，多局限于企业决策者个人人际网络或记忆范围，如奖学金、宗教福报或疾病预防等。部分行动若缺乏专业规划更无法预防或降低不幸个案再次发生。例如，有人为追求福报随意放生动物，却反倒导致所放生动物死亡率攀升；此外, 施舍街头残童可能助长失踪儿童发生率，义卖鲔鱼的振兴社区经济发展行动可能与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相互冲突，等等。
四、总结
“社会创新”战略可跳脱传统慈善捐赠“同质化”陷阱，规划“战略公益”行动可超越传统慈善只出不进的“黑洞效应”，让公益资源有差异化优势及可持续发展的远景。目前国内公益议题多样性及独特性不足，执行力度也不够专业，企业捐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本身兼具企业及社会双重特质，可尝试发展政企学社的“社会伙伴”计画，合作成立“社会创新战略中心”联合推广平台，共同进行公益议题规划、培训、及资源整合行动，开创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关键的战略定位及独特的社会贡献。
(责任编辑 刘海龙)
（一）确保所倡导的议题迫切重要，能引发社会大众共鸣与支持
第一，要能够清楚彰显议题影响社会发展的严重程度。例如，2002年因为水质污染及公卫不良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超过350万，每年导致140万儿童死亡的痢疾有94%是可以预防的——只要在偏僻乡村盖好厕所就有帮助。而且许多以小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更可以协助创造就业机会。执行这项研究的联合国大学“水环境健康国际网络”表示，估计全球每年需投入饮水及公卫的投资约为120-250亿美元，安全饮水及公卫方面的计划能带来的健康及生产力方面的投资报酬率可高达九倍。[⑦]
第二，要对社会成本效益进行量化分析。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推估，东南亚每年因失明导致的成本约56亿美元，但预估约需2亿美金即可以解决东南亚可预防治疗的失明疾病，社会投资报酬率高达28倍。[⑧]
第三，要对议题与相关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关连分析。通过关联分析确认议题解决方案的逻辑次序，才能提纲挈领，对症下药。例如，在联合国千禧年目标之中，许多计划彼此关连，例如要促进小区更好的健康或教育，要先做好公卫基础建设，以提供便利清洁的饮水。因为开发中国家妇女会比男人花更多时间在取水及照顾生病家人，所以有便利清洁的饮水，会促进健康、女性赋能（empowerment）及降低贫穷等社会效益，这些都是千禧年发展目标的关键要素。此外，联合国官员也表示，饮水公卫做得好，更多女孩就能上学，亦即表示会有更好的女性识字率；而根据联合国统计，女性识字率每增加10%，该国经济就能成长0.3%。
（二）密切整合赞助者理念价值或赞助企业的营运定位
1．整合个人赞助者的理念价值
个人慈善捐赠背后都有捐助者不同的理念及价值，捐助者的理念价值必要予以尊重。但基金会管理团队可以下述战略分析协助基金捐助者扩大基金的社会效益及正面影响力。
第一，不同社会发展议题的社会成本分析，如环保、扶贫、教育、疾病防治等等；
第二，各种社会发展议题问题关连分析，确认议题解决的逻辑次序。例如教育不足与贫穷密切相关，但要赞助兴学协助脱贫，需先确认失学原因，如前述联合国研究报告所提及的水污染防治与少女失学及经济成长的关连互动；
第三，确认个人捐助是否要与企业竞争力战略规划进行整合（若有必要可参见下述企业捐赠），选定首要解决议题；
第四，针对首要解决议题，发展各种不同解决方案及相关的成本效益分析，确认最适当的解决方案。例如以教育公益议题而言，可能解决方案包括捐赠奖学金、捐赠希望小学，或者整合政企学社等社会伙伴联合举办青年社会企业公益提案竞赛行动，上述不同教育公益项目选案代表不同的社会成本效益组合。
2．整合赞助企业的营运定位
企业捐赠则有不同决策考虑。企业决策者经常面临利害关系团体不同期待，一方面，社会意见领袖要求企业善尽社会责任；但另一方面，股东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决策者追求每季财报绩效最大化。企业决策者更常思索，公司公益慈善行动对经营绩效到底有哪些效益？上述原因都让企业决策者觉得有必要让企业慈善行动更具战略规划优势。
（1）如何制定规划。波特认为，要从“竞争环境”四项要素来规划公益慈善行动，才能强化企业竞争力：[⑨]生产要素情况，包括高质量专业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及硬件、政府行政、信息、科技等基础建设；市场需求情况，成熟严格的消费者有助于刺激创新，公益行动可以影响当地市场的规模及质量，如思科网络学院对各地网络建设的促进及服务水平的提升；战略及竞争环境，主要指规范当地竞争情况的法规、诱因或规范，如鼓励投资及持续升级的智财权保护作法、开放的自由竞争、反贪污、禁止联合垄断或独占等，由数十家国际企业所赞助的“国际透明（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组织，其成立宗旨即是透过调查揭露并吓阻全球贪污行为；关连配套产业，当地拥有质量够格的关连产业供货商，美国运通在世界各国市场的成长要靠当地观光旅游产业能持续提升质量、吸引游客，所以自1986年起该公司就赞助中等学校的“观光旅游学院”，协助旅行社、航空公司、旅馆及餐厅培训人才。
（2）如何实施规划。企业选定慈善公益规划重点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推动。波特指出可以下列四项步骤来扩大慈善公益行动的社会价值：[⑩]筛选最佳的受赠者，可提升捐款的社会效益；号召其它的捐款者投入赞助，促成其它慈善公益捐款更有效益的分配；协助改善受赠者的表现，促进受赠单位整体预算的回报；促进这个领域的知识及实务，以创新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并广为宣传。
（3）如何与企业营运整合。企业非公募基金会可尝试将公益行动与企业营运整合规划，由领导团队来找出企业最具竞争关键的环境议题，据以规划管理企业公益慈善重点。具体的管理过程宜包括下列五项作业步骤：检查公司所在区域的重要竞争环境议题，找出可经由社会投资强化公司或产业群聚竞争潜力的议，。例如哪些因素限制企业的生产力、创新、成长及竞争力；审查现行的公益慈善计划组合是否能与“竞争环境”战略相整合，尽量将一些小区义务或商誉宣传的计划调整为战略公益行动；依照公益计划四种价值创造步骤来评估现行及潜在的企业捐赠行动；寻求与供货商及企业伙伴联合行动的机会，分摊成本，扩大社会及经济效益；严谨的追踪及评估计划成效。
（4）可能的风险。采取“竞争环境”战略规划公益慈善行动，与当前中国主要公益赞助思路之一的“公益归公益、商业归商业”主张可能截然不同，公益与商业泾渭分明，可能有助于防止有人假公益之名行促销之实，但这样的主张运用不慎，就会产生下列几项弱点，降低资源效益。
一方面，公益与商业营运截然对立，将无法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整合企业运营及公益（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是战略公益的独特优势，无法提升企业中长期竞争力及整体社会效益——因为，愈多企业若能落实战略公益，整合营运政策及资源用在降低社会成本、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对整体社会效益的提升愈有显着效果。另一方面，也无法从企业伙伴那里获得捐助资金以外的其它资源，特别是庞大的企业公益营销资源，对所要倡导解决的社会发展议题明显不利，也无法更进一步扩大公益行动的社会成效。更重要的是，将公益及企业分立看待，容易阻却双方交流对话，妨碍“社会企业”这类科际整合[11]战略的发展，不容易鼓励“社会创新”的发展，对基金会中长期发展及整体社会公益营运模式的创新反倒形成限制。
（三）中长期规划时程
“赞助公益”与“产生效果”是两件事，一次性捐款很难产生“可持续”的“社会效益”，甚至会导致“影响公益组织稳定性，暴起暴落”、“公益资源成效确认困难”两大后遗症。传统慈善捐款强调“救急不救穷”, 所以表现出来的多是针对天灾人祸等应急的一次性慈善捐款, 这样的公益慈善主要效果在提供个人为善的心理满足, 但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
“战略公益”思路会先正视弱势人群所遭遇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其错综复杂的个体及总体环境因素, 一方面进行实证的调研, 找出问题架构的逻辑脉络及对症下药的系统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更要有短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及行动计画, 才能跨越社会行动传播营销的“门槛效应”, 并定期审视, “战略公益”所投入的资源, 是否达成预期目标, 是否需要在後续行动作战略或行动层面的调整或强化。
许多人在进行慈善捐款时都会强调“不求回报”，这个观念更有待商榷。公益捐款或赞助也有机会成本的考量, 也必须发挥公益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 所以, 如果捐款个人或组织不求对价式的“个体名声回报”, 可以理解, 但容易因此同步忽略公益捐款或赞助的背后预设价值, 也就是“总体社会效益”——赞助或捐款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所能创造的社会效益, 这样的捐款或赞助很容易浪费资源。
而且对许多服务性的公益组织来说, 接收一次性的钜额捐款,远不如中长期多元的小额捐款, 后者比较能够协助公益组织避免大起大落, 抵御景气循环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的运营风险, 也较能维持公益组织的中立自主的专业性, 避免受制于单一大型捐助者的主观意志。
（四）高复制潜力
成功的战略公益运营模式前提之一就是“复制潜力”，能被复制运用到其它地区的公益项目会远比仅能运用在单一地区的项目来得更具吸引力，因为它具备能在更短时间内, 降低学习成本, 以更具规模效应的方式、协助解决社会发展问题。
类似的例子包括国内的希望工程及母亲水窖等案例, 又如国际上以孟加拉乡村银行为典范的微额贷款项目，也都是复制性极高的案例。国内目前的公益项目主要是由公募基金会主导, 复制性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之下较无问题, 但若观察民间公益组织这方面的能耐就大幅受限。
只是, 国内公益环境的多元发展, 也是2004年开放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之后较为显著, 所以如果单就目前公益组织及项目观察, 数量上的复制可能比不上种类或品质上的复制来的迫切及更具价值, 毕竟在经济快速开放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城乡差距与贫富悬殊等社会发展问题愈来愈多元和复杂, 亟需更多社会创新解决模式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事实上, 企业及非公募基金会近三年来陆续创办社会企业创业竞赛或公益提案竞赛,就是在回应这方面的需求, 但其中提案议题的多样性、提案战略及创意的价值、可执行性以及“可复制性”, 都是提案团队的众多挑战, 也是主办或赞助单位计划成效的主要影响重点。
要强化公益组织及项目的质量优势及复制潜力, 赞助单位有必要在提供预算资源之外, 进一步引进转介国际典范案例以及企业管理的专业志愿者资源, 强化公益项目的战略价值及复制执行潜力, 扩大项目影响力及社会贡献。
（五）计划行动的创意
主要包括解决问题的战略、传播营销创意以及营运模式创意，以及上述各种创意所能激发的价值链附加价值。例如，传统教育公益计划动辄捐赠巨额奖助学金，类似行动一方面与其它教育公益项目同质性太高、无法凸显赞助独特性；另一方面也缺乏效益规划，社会贡献影响有限。若能重新定位为培育学生成为“未来公民领袖”计划，并整合“社会企业公益企划竞赛”及企业“公益理念营销”行动，鼓励高校学子应用所学，针对扶贫、公卫及疾病防治、环境保育等社会发展议题，以“社会企业”运营模式，提出最适解决方案，参与竞赛评比，赞助单位将能在传统扶贫兴学的精神收获之外，以具体行动鼓励菁英学子协助解决中国发展议题，享有更多企业公民的形象评价。
赞助单位更可以以市场营销资源，如瓶标、销售点海报及广告，协助倡导推广优秀的社会企业提案，呼吁更多民众加入支持行列，可进一步整合更多资源协助优秀提案扩大社会服务与实践，更可强化赞助企业“社会品牌”的营销综效，促成社会伙伴之间的双向良性交流与回馈。
全球社会企业概念及行动逐渐蔚为风潮，也带动“企业内部社会创业家”的诞生。企业内部社会创业家是指在大企业或组织工作的经理人，他们除为组织追求利润外，会针对相关的社会环保挑战提出产品、服务、或营运模式等解决方案，同步改善社会发展问题，如贫穷、气候变迁、劳动人权等。事实上，企业捐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就是最佳的“企业内部社会创业家”的孵化器（Incubator）。
基金会经理人可参考附注文件“可持续机构（sustainability.com）”所条列全球十大社会发展落差及机会[12]，包括人口、财富、营养、生态、资源、两性、健康、教育、数位、安全等议题，以创意雷达面相整合捐助企业的产业特性及所能提供的正面价值，发展相关的社会新创事业案例。
（六）公益专业性
第一，传播营销及社会效益的整体权衡。战略公益除考虑传播行销效益之外，更会考虑“社会效益”。公益资源也有机会成本，应衡量公益议题的“社会投资报酬率”，让公益捐赠能更“聪明行善”。例如，台湾奥比斯基金会（ORBIS Taiwan）于2004年委托台湾大学公卫学系教授所进行的“台湾地区2002年失明社会成本之推估研究”发现，台湾一年因失明所付出之社会成本高达29亿3千余万台币，但政府却仅编列数百万元倡导经费，远不足以进行有效的防治，实证捐助“防治失明”的庞大社会效益空间；又如美国某企业曾赞助家庭暴力防治计划，主要决策考虑是家暴所衍生的职场缺勤、医疗健康等后遗症在美国每年约产生30-50亿美元的社会成本，影响深远。
第二，NGO的专业责信。在国际社会中，公益已发展成一项专业。缺乏专业规划的捐款助长公益资源分配不公，更可能成为滋长社会问题的隐形帮凶。传统慈善捐款决策选择有限，多局限于企业决策者个人人际网络或记忆范围，如奖学金、宗教福报或疾病预防等。部分行动若缺乏专业规划更无法预防或降低不幸个案再次发生。例如，有人为追求福报随意放生动物，却反倒导致所放生动物死亡率攀升；此外, 施舍街头残童可能助长失踪儿童发生率，义卖鲔鱼的振兴社区经济发展行动可能与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相互冲突，等等。
四、总结
“社会创新”战略可跳脱传统慈善捐赠“同质化”陷阱，规划“战略公益”行动可超越传统慈善只出不进的“黑洞效应”，让公益资源有差异化优势及可持续发展的远景。目前国内公益议题多样性及独特性不足，执行力度也不够专业，企业捐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本身兼具企业及社会双重特质，可尝试发展政企学社的“社会伙伴”计画，合作成立“社会创新战略中心”联合推广平台，共同进行公益议题规划、培训、及资源整合行动，开创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关键的战略定位及独特的社会贡献。
(责任编辑 刘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