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扶贫攻坚先行先试示范区的贵州省，发展的内生动力催生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体制机制下运行的扶贫开发工作，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进入新阶段，贫困人口的基本诉求从解决温饱转向发展致富，扶贫的理念和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输血式”扶贫如何转变为“造血式”扶贫？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洪天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重视程度的加深，也许资金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
　　没有比自发要求和内生动力更强大的力量。从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拥有先行先试优势的毕节试验区，到2011年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复、在全国14个特困片区中率先启动实施《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铜仁市，贵州省在扶贫攻坚的道路上走得最早、步子最大、要求最为迫切，他们在体制机制上创造出的一系列经验模式，也为全国扶贫攻坚提供了表率。
　　首先是创新了突出产业、保障民生的差别化扶贫机制。完善贫困识别体系和贫困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救助式扶贫、搬迁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
　　对低保标准以下的全部贫困人口以家庭为单位提供补助，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是救助式扶贫，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权；为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创造条件，提供生产发展机会，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是开发式扶贫，更多关注的是人的发展权。
　　汽车在赫章县的山间行进，翻过一个山头，眼前豁然出现了一幅草原景象，温柔起伏的小山坡上绿草茵茵，牛羊成群在草坡上吃草。兴发乡中营村农民秦保芬抱着刚出生两天的小羊羔告诉记者，她从去年开始入股合作社养羊，现在已经有100多只羊了，一年的收入有3万到4万元，比过去种地的收入高很多。赫章县副县长王天军介绍说，草地生态畜牧业正是赫章县打造“三个百万工程”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核桃产业、中药材产业，通过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产业就是“造血式”扶贫的根本，抓住了产业就抓住了扶贫开发的“牛鼻子”。贵州省委、省政府规划出“十大扶贫产业”的发展布局，启动了以核桃、中药材、草地生态畜牧、蔬菜、乡村旅游、精品水果等为主导产业的10个高标准省级现代农业扶贫示范园区，力争做到1户贫困农户有1项增收项目。
　　除了救助和开发，搬迁式扶贫也许是贵州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省份最不得已也是最明智的举措。
　　贵州省贫困人口中95%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和革命老区等连片特困地区。自2001年开始贵州省启动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2012年5月再次展开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按照规划，2020年将有200万贫困农户搬出生活条件恶劣的山区。这是一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实施的最为浩大的移民工程，直接关系到贵州能否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贵州给这项大工程定下核心理念：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
　　铜仁市松桃县正大乡有一座“中国苗王城”，距离湖南省的凤凰古城仅一小时车程，几百年历史的原生态苗寨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现在，苗王城门楼前，一条整齐划一、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二层小楼旅游街正在建设中。
　　“这条街以后就用来发展旅游服务业，楼上住人，楼下就是一个门面，可以做点小生意。”铜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席佐成告诉记者。现在铜仁市把扶贫生态移民与小城镇建设、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政府投资建设路、气、水、电、房，并且采取“每户一保障、一套房、一个门面、一个就业岗位、一个孩子免费读职校”这“五个一”的措施。
　　在松桃县高岩村村民龙志坤看来，这样吸引人的政策正是他决心搬离故土的重要原因。“天天都盼着房子赶紧修好，一家人就不用再住那个‘破地方’了。”“破地方”指的是他家现在所在的高岩村，那里石漠化严重，山坡上仅有的土地已开始龟裂。
　　其次是创新了扶贫资金运用机制。贵州省在扶贫资金分配上，以生产资料补贴、劳动技能补贴等代替现金发放，并且创新金融制度，撬动了更多资金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进入扶贫事业。
　　扶贫资金分配有的投向生产资料，不但帮助农民将产业发展起来，而且还能提高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对话能力。在江口县闵孝镇的红提葡萄基地里，1000亩土地上竖立起了水泥柱、撑起了大棚、种上了红提，现代高效农业的模板第一次出现在山沟沟里。
　　产业发展起来，企业赚钱了，农民呢？江口县副县长杨胜美告诉记者，政府给农民葡萄苗、水泥柱、无雨化大棚等补贴，带着这些生产资料，依托基地的技术模式，周边农民很快又发展了600多亩红提；如果带着这些“资产”入股企业，每年还能按照“二八”比例来分红呢。
　　一部分资金投向农民技能培训。在产业发展中，人的要素是第一位的。在梵净山旅游景区里，农家妹子曹恩旭开了一个“曹妹山庄”，她一早起来一个人收拾了客房，还做了两大桌菜，麻利得很。她告诉记者，以前在外面打工，北京、上海都去过。后来家乡搞扶贫旅游开发，她就回来了，参加了政府免费组织的厨师培训、服务培训等四次培训，就把这个农家乐给办起来了，“现在一年能挣十几万元，比打工挣得多。”曹恩旭说。
　　各类补贴在产业发展初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产业发展起来以后，仅凭补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人们需要更多的资金，也希望按照市场规律，用金融的方式来使用和偿还资金。
　　“贵州省全省扶贫资金一年有33亿元，摊到贫困人口头上每人只有300多元，用来发展产业是杯水车薪。”贵州省扶贫办总农艺师杨小翔说，“但是，如果钱用来做金融担保，就可以撬动更多的钱进入产业发展中，产生放大镜效应。”
　　金融担保扶贫，正是贵州省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政府用扶贫资金建立金融担保平台，在贷款与放贷之间建立起一道诚信的保护屏，解决了以往农户、合作社、小微企业与银行之间最大的障碍。
　　2012年4月，贵州省扶贫办与国开行贵州分行在铜仁市石阡县启动实施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产业发展项目，这一扶贫融资模式是：政府主导产业、农户（合作社、企业）申报贷款、扶贫金融评估、项目市场运作、扶贫贴息支持、农户（合作社、企业）承贷承还。
　　同时，贵州省每年拿1亿元做贷款贴息，帮助和鼓励农户用来发展产业。铜仁市市长夏庆丰告诉记者，现在全市已有6个县先后与国开行贵州分行签订合作协议，陆续发放贷款9.63亿元，其中印江自治县通过财政扶贫资金600万的贴息，撬动1.2亿元贷款资金的投入，放大了20倍。
　　扶贫金融合作不是简单地发放贷款和兑现贴息，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政府“一头热”的扶贫模式，把金融部门和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形成“银政企农”共谋脱贫致富的扶贫开发局面。
　　再次是创新了政策设置和干部考核机制。“摘帽不摘政策”切实改变了“等、靠、要”心理，改变了小富即安、不富也安、争戴“贫困帽”的惰性思想。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完善有利于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并从财税支持、投资倾斜、金融服务、产业扶持、土地使用、生态建设、人才保障和重点群体等8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设计。
　　对于贵州省来说，最大的创新在于实施的“摘帽不摘政策”。长期以来，各地争当“国贫县”的怪事不绝于耳，究其原因就是这顶贫困帽子所附着的一系列利益。为了彻底改变这种思想，贵州省2011年出台相关政策，国家级重点贫困县、贫困乡“摘帽”后，不仅原有扶持政策不变，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在总量上还以10％的增幅逐年递增。并从“摘帽”当年起至2018年，贫困县每年奖励1000万元，一类、二类、三类贫困乡分别奖励100万元、50万元和20万元，各类奖补资金用于扶贫开发新建项目或后续巩固提高工作。
　　同时，对干部的考核也要实行扶贫导向考核机制。贵州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调研员余欢告诉记者，贵州省对贫困县的考核，与同步小康创建指标相衔接，通过三年连续扶持，试点县扶贫开发取得重大进展，实现“减贫摘帽”或率先达到小康县标准的，其党政主要负责人优先提拔使用；对扶贫工作无明显起色，群众满意度不高的，其党政主要负责人严格按组织程序问责。
　　启示：
　　资金、财物是固定的，体制机制的创新却有无限活力，带来无穷的递增。我国扶贫工作开展了几十年，从最初简单地给钱给物到如今多样化的支持体系，各地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来自各方的扶贫资源怎样进行有效整合，发挥更大优势？深度贫困问题如何解决？民生问题怎样与产业兴起、区域发展共生共赢等等，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从深层的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