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爱国主义思想具有深刻的民族性。他成长的年代，正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达到峰值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日军铁蹄践踏华夏大好河山，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他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奔走呼号，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在1935年冬，在日军入侵华北的压力下，北京以及全国学生掀起了‘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1935年冬季‘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北京抗日救亡大游行，参加了1935年12月25日到1936年1月15日的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和1936年2.29、3.18、5.4、6.20、12.12等多次游行示威活动，也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海燕歌咏团等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激发了爱国热情和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那时，公开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在研究生中只有我和林风（化学系研究生）两人。”
    钱伟长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如前文所提到的，他在少年时期曾在上海外滩看到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件事情即使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是他心中的痛，他在给做报告的时候，总是提到这件事情，他愤慨地斥之——“外国殖民者竟然荒谬无耻到这般地步！”，为此他强烈地体会到“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所以谆谆告诫青年学生“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于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来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
    钱伟长的一生都把祖国的统一大业和民族的繁荣富强作为自己的责任。即使到了晚年，他在繁忙的科学教学工作之余，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特别是涉及祖国统一的工作，他向来是欣然接受，毫不推辞。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担任会长期间，钱伟长以自身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广泛联络海内外赞成和平统一的人士与团体，积极促进海峡两岸的双向交往与合作，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虽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依然是赤子胸怀，他坚决反对任何分裂祖国的图谋和行为，认为这违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他认为，必须尽快结束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腾飞。他始终以中华民族至今还未统一为自己的最大憾事，热盼祖国早日统一强盛。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回来致力于发展我们国家的科教事业。我早就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教育不发达，那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古代的所有教育都有这一条，那就是一定要忠于民族忠于国家。……我们现在应有爱护民族的教育，应有爱护国家的教育，这就是说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而要使我们的民族生存下去，使我们的国家生存下去，就必须加强我们的国力，必须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我们还应牢记一条，一个民族跟一个人的生存都应靠自己，而不能靠其他人。”
    钱伟长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具有明确的政治性。他始终认为，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他一生的信念和原则。解放前夕，钱伟长和南北各大学及研究所的工作者们一起，坚守在岗位上迎接人民的胜利。他们骄傲地宣布，“全国重要的物理学工作者，没有一个屈服在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之下，跟他上台湾或者广东去”。他们看到隔离着科学和人民的藩篱被人民解放军所摧毁，前途一片无限的光明。他和他的同事们将“义不容辞地奔向光明的前途，要负起巩固人民民主的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责任来”。当不同于不少优秀的中国物理学者，或者“由于反动统治时代的社会秩序和反动政府忽视科学的结果，经常为一种苦闷的感觉所压迫着而离开祖国”，或者因为在反动统治压迫之下“多数都退守到自己创造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各样的研究”的时候，钱伟长满怀激情地准备“脱去消极态度，改造自己，努力学习，积极地走进伟大的人民行列，为人民服务”。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钱伟长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教育家”，他“在教育过程中参与政治”。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向他的学生们输出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首要的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确，自古以来，教育就融合于政治之中，教育活动也是从属于政治的。难怪弗莱雷如此宣称：“教育就是政治”。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活动和教育场景中，任何经过有意识指导的、有目的的行为就已经包含了某种政治立场；甚至是在教学过程中看上去不太重要的时刻(例如一阵短暂的沉默、一个微笑、一个手势、离开教室的一个请求、提问的方式)都具有政治意义。因此，教育“对于准备人们去参加社会生活，并因此而直接地或间接地，明显地或隐晦地塑造他们，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