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为人民服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钱伟长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大业。无论是在清华的教学实践，还是在上海大学(包括前身上海工业大学)的教育实践中，他吸收古今中外先贤的治学、教育理念，融合名师名校的优秀文化，把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独具上海大学特色而又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正确的思想和举措大大提高了上海大学的学术水平，不仅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同时也带领着上海大学迅速崛起，从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小地方大学跻身于国内知名学府行列。
    由爱国而救国，由救国而教育，这是钱伟长教育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钱伟长教育思想的核心，归根结底就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这是笔者以稚拙的笔触梳理了钱伟长先生一生重大经历后得出的结论。由此，不由得想起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国民而无健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欲符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健全人格”。于钱先生而言，具有这种“健全人格”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要求自己凡事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以国家之乐利，人民之幸福为旨归，个人利益不计焉，还把这样的育人理念应用到实际教育工作中，辛勤耕耘杏坛六十载，从而使得桃李满天下。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钱伟长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想什么问题，总是从我国“四化”的需要出发，把眼光瞄准着世界科学和科技的最前沿。他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不止一次地分析西欧、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的现代化之路，各自有何特色，费了多少时间，哪方面对我国有所启发等等，一直坚持“对发达国家要迎头赶上，而不是尾随追赶”的原则，同时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是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最优途径。
    作为一个教育家，钱伟长办大学，是“取法乎上”，目标是通过努力达到世界一流。一方面，他采取种种措施来推动教改，培养人材，并以自己40年的经验来表明，“一个对我们的祖国、民族负有深深的责任感的科学家，必然要考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关系领域里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兴旺是负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不要只考虑个人的问题，一定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个人放在第二位，否则，我们将愧对国家和民族。只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很多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另一方面，他极力主张“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是目前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
此外，钱伟长对平生师友回忆真挚深情，对他们的学术功绩、高风亮节由衷赞美；对同行、后辈谈话坦率真诚、毫无保留；晚年对政治经济事务关切至深，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发展建言建策之体贴细微；对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大学规划计议详尽周到，这一切，其牢固的根基就全建筑在“矢志为国，绝无私念”的崇高爱国主义志向之上。
    如果说钱先生生活和工作的时代和年代已经离跨世纪的新一代大学生愈行愈远，钱先生的经历也是极为独特和个性化，那么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教育思想却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毋庸置疑的指导意义。
从作为教育主管者的国家层面来说，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在当前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下，大力倡导爱国主义精神更是必要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冲突、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互渗、价值的并行成为当今文化领域内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世界国家和民族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如何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与凝聚力；如何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中，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适时更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方式与途径；如何在人类相互依存程度日趋加深的“地球村”时代，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都是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所面临的现实课题。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对于搞好国内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不断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作为教育实施者的学校层面来说，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确定不同阶段的培育目标并选择合适的内容以及方法等，从而构建具有层次性、逐渐递进的教育体系。在各具体学科教学中，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各有侧重地发挥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对于那些承载着丰富而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和语言文学学科)要改进原有的德育课程；同时利用历史、地理课程中蕴涵的丰富资源，充分发挥自然学科、艺术学科、体育学科以及综合实践活动与校园文化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塑造学生的民族精神与优秀品格，挖掘爱国主义教育内涵。
    从作为教育主体的个人层面来说，祖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整体，每个人总是在这个环境中实现其个人利益，因而必须确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价值取向，在国家、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处理上，“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追求两者和谐共生，共同提高和发展。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树立民族忧患意识，甘当“拓荒牛”，发愤图强、艰苦奋斗，以振兴中华为伟大历史使命，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世界，关心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发展和前途，并将这种关心转化为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动力，自觉地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甘愿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奉献自己的青春。
    关于钱伟长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在上述三个方面领域的研究延伸，笔者认为，不但必要的，更是必须作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古今中外，大凡一个纯粹的爱国者，特别是深具拳拳爱国之心的教育家，除去本人的身先垂范，对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更是有无数值得探究之处。切不说亘古的智者先贤，仅钱先生同时代的中外大师就不胜枚举，诸如张伯苓，苏霍姆林斯基等等。在构思本文框架的时候，笔者曾试图选取中外数国有代表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家之教育思想，在本文体系中与钱先生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作一比较研究。然限于硕士论文的篇幅和笔者的驽钝资质，最终未能达愿，深感遗憾。
    作为上海大学的一名学子，面对钱先生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即便是单单论述其爱国主义这一块，还是未能钻研透彻，倍感惭愧。凭心而论，以笔者当前的水平，无疑还只是得窥冰山一角。为此，行文之中，笔者力图遵循虞昊先生和黄延复先生为叶企孙先生作传的方法——“不论写到哪一部分，都以提供素材和线索为第一着眼点，目的是为他人研究叶先生做抛砖引玉或投标之路作用”的老实态度，“坦思想，说实话、不投俗、不避讳”，以免在没有足够理论功底的状况下，“空发议论或做过多的轻率的‘描绘’，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轻浮主义的窠臼，其结果要么就是亵渎读者，要么就是淡化以至于扭曲”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