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先生本人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深受世界各地科学界的重视。其一，他“是国际上用X射线衍射实验正确测定量子力学中的基础数据普朗克(Planck)常数的功勋科学家，他的四位数字的普朗克常数曾延用了长达16年之久。历经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证实、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核裂变的认识和利用等许多近代科学的考验。”其二，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晚年的叶企孙还做了许多科学史的研究。他的一些科学史研究论文迄今还是研究科学史的楷模。1993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先生在《纪念叶企孙先生》一文中，评价叶企孙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我国物理学研究与理科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事实上，叶企孙先生所起的作用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的“鼻祖，是主心骨，是事业的核心，人才的源头”。
    此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叶企孙先生爱国无私的高尚人格，他以毕生精力培养人才，为国家奉献终生却始终虚怀若谷，噤口不言功劳，事迹鲜为人知。1957年夏，中国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说：“我们不仅向叶先生学习他那渊博的知识，还应该学习他的人品。他与清华有着血肉关系，每当重要关头，他都挺身而出。清华能办成一流大学，人才辈出，叶老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居功，往往是功成身退，总是以一个普通教员自居。”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弟子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Tsung-Dao Lee)高度评价大师风范，称其为“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并指出叶先生是“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对中国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爱国先驱，鲜为人知钱伟长晚年曾回忆道：“从五四运动后，清华的学生运动接连不断，叶老师的家中，也是年轻人议论这些事情的场所，叶老师总是抱着同情的心情参加议论。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有几次反动军警包围搜捕清华学生时，有不少学生领袖就曾躲藏在叶老师的北院七号家中，殷大钧和何凤元和叶老师就很熟悉。”
    叶企孙先生不仅同情关心青年学生的爱国言论，还非常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时期，钱伟长等爱国学生组织南下请愿行动，又组织自行车南下请愿队。叶先生得知钱伟长参加请愿队后，亲自安排同学调换新自行车和赠衣服给钱伟长，还给车队配备御寒毯子，并和梅贻琦校长公开送行而不劝阻。他还暗中出钱资助，嘱咐他们路上要小心，给南下爱国学生以最大的支持和信任。在学生被捕后，又不遗余力，多方营救。他还起草过“揭露和痛斥日本战犯土肥原策动殷汝耕等大汉奸搞‘华北五省自治’罪行”的全国通电。他主持“一二一”四烈士并组织法律委员会控诉国民党杀害师生的罪行。1932年刘汝明于喜峰口抗击日寇后，在清华学生的慰问行动中，叶先生不仅即时交涉学校每次出大客车三辆，而且主动让私人司机驾车给慰劳团使用，还亲自参加慰劳团，一直到了喜峰口外潵河桥前线。当时钱伟长也在现场，亲眼所见，深受先生高风感动。钱伟长还耳闻，叶先生为庆祝1936年傅作义部绥远百灵庙击败日军大捷，亲自发起清华教师捐款捐物，送往前线慰问将士。叶先生还多次掩护爱国青年学生，帮助他们脱离反动军警的搜捕。如1936年2月，在钱伟长的配合下，掩护清华大学学生地下党书记牛佩琮脱险。
    抗战爆发后，叶企孙先生积极组织学生秘密制造炸药军火，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炸毁日军火车，并动员学生直接到抗日前线参战，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科技专家。如鼓励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企孙先生又多次亲自秘密安排，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其中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爆破专家阎裕昌，在根据地教老百姓造炸药、地雷，使他们有了保家卫国的本领。后阎不幸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高喊口号痛斥日寇，被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用刀割舌头并一刀一刀斫死。叶先生本人在天津冒着被日军发现的危险组织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美国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叶先生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学生多方劝阻方才作罢。事实上，“比起冀中的技术工作，他在天津租界从事的筹备军用物资工作，其危险性和困难的程度要大得多”。后来他的学生回忆道，“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最为令人敬佩的是，叶企孙先生从未与人说起过当年自己参与的抗日活动。他曾对好友陈岱孙说，“第一是这种事本是任何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第二是为了保护这些浴血抗日的同志们”。
叶企孙先生的抗日爱国事迹，难以尽数枚举。然而仅从上文所举数例，我们已经不难发现，叶先生虽然是一个从不参加党派和过问政治的专心致志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以一颗中华民族的最炽热的爱国心和远见卓识，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关头，以他的科学智慧和崇高品德对抗日斗争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也是叶企孙先生的信条。叶先生很早就看到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挨打受欺的根本原因和治本之道。20年代他在欧美留学考察时就感悟到，“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华民族只有靠科学才能立足，仅凭爱国的热情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无法免遭科技上占极大优势的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的，义和团那样可歌可泣的反帝斗争的结局就足以发人深省了，为此必须培养中国的科技人才，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因此七十多年前他就对王淦昌说：“强食弱肉，是恒古不变的法则，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他教导学生，“作为一个青年搞物理学要看国家的需要，不要仅凭兴趣”，“希望大学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自30年代始，叶企孙创建了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不断聘请名教授来校，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质量人才，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著名大学之林作出重要贡献。人才的培养本已不易，高级人才的养成更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翻开两弹工作的功臣名单，可以看到，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半数以上是叶企孙先生的弟子；再翻阅一下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名单，各个领域里都有叶企孙先生的弟子或者是在他的指导、提携下出国深造的后辈。
    当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钱伟长因“九一八”事变消息毅然决定弃文从理以“科学救国”，而由于自身文理科成绩差别甚大被清华物理系所拒时，叶企孙先生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青年在国难当头，弃文学理，科学救国，无可厚非”。钱伟长回忆说，“我们在那天晚上到了叶老师家，出乎意料之外，叶老师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蔼长者。说话有些口吃，一听见我的诉说，就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这点要求是可以慢慢研究，当听说我的数学物理考得不好时，就鼓励我说，听说你文史学得很好，如能学好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数学物理。”他还以学《史记》为例，说明学习贵在融会贯通，不在于背熟某些细节，不论那个学科都是一样的。“他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倍增，而且也是从此开始，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叶先生还给钱伟长出主意，“要转系还得作好人的工作，首先得争取你叔父的支持”。不仅如此，叶先生还亲自做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的工作，同时通过顾颉刚等教授去做叔父钱穆先生和中文历史系老师的工作。在叶企孙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钱伟长终于转学进了物理系，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和人生历程。当时叶先生和物理系的其他著名学者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从事着当时世界物理界最为前沿的研究，虽然限于社会条件限制没有办法立即转化为生产力，使国家走上腾飞的道路。但对“年轻人而言，建立了民族自尊心，在以后一辈子的实践中，更证明虽然我们深知工业先进的国家有先进的技术，但绝不说明中国人不行，只说明社会组织的落后，阻碍了中国人的才智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在这样的环境下，钱伟长“得到了终身难忘的良好教育，而这种教育的缔造者应该说是叶企孙老师”。应用光学专家王大珩院士也这样说：“叶先生不仅教我学知识，更重要的、使我终身受益的是，我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爱国的、无私的人格”。
    叶企孙先生以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绝佳的个人魅力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自然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鞠躬尽瘁的爱国者。钱伟长先生就是其中深受叶先生熏陶的一位。是以钱先生在文革后为“洗雪老实不白之冤奔走最积极”，他四处查访相关证明材料，并和其它学者一起多方向有关部门呼吁，力图为叶先生平反奇冤。晚年撰文追念叶企孙先生时，充满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高度赞誉叶先生，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一生是一个解放前出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爱国事业尽了应尽的责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