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主阵地。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当前，大多数学生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政治坚定、思想进步、道德高尚，但在极少数学生中间依然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问题、对改革开放的信心问题，以及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问题，这使得他们表现出萎靡、消沉、漠然的精神状态。为此，必须重视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然而，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以传统的灌输式教育为主。一位西方文学家曾说，对思想强施影响，无异于用阳光去覆盖影子，不管你怎么努力，它总会浮在上面。同样，钱伟长明确反对各个学科的教师，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老师搞照本宣科的教学。他说：“一个教师没有自己的东西，照本宣科地念一通的话，还不如请个播音员来念念”。
    1、为人师表，教者垂范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良好的师德和人格形象是学生学习榜样和人格示范。教师师德的高下，将对一代甚至几代人才的成长产生直接的影响。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国家综合实力之所系，全民族素质之所系。要加强师德建设，树立“师德兴则教育兴，教育兴则民族兴”的观念，打造合格的教师队伍，使他们不但具有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祖国高等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还要努力拥有新时代所推崇的新思想、新观念及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的道德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教师的教学除了是知识的传递过程，还必须包含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的熏陶，对学生道德品格的引导和对学生精神生活的“介入”。正如德国心理学家约翰·菲力特力赫·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所说，“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正如在相反方面，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进行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也就是说，指出实现教育目的与传授文化知识应当看作同一个过程。
    钱伟长在20多年前还在担任原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时，他就认识到用教师集体的力量来培养学生，是一条重要的学生工作之道。他提出了让教师参加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思想。他说：“教育一个青年，不只是我们教师有责任，更不能认为学生工作是学生工作部的事。培养学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学生工作部只是起了一个组织、推动作用。教师在讲台上、在与学生谈话之中都对学生起着教育作用。”这个教育方式与前苏联教育家安东·谢妙诺维奇·马卡连柯（Anton Semiohovich Makarenko，1888～1939）建立的集体主义教育理论竟然不谋而合。钱伟长尖锐地批评了以往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那种僵化模式有个“大问题”，指出“过去我们把学生工作都交给学生工作办、团委、政治辅导员，这些人要，这些人是组织者，而真正做工作应该是以教师为主，要创造良好的校风，教师一定要以身作则。……。为什么教师容易在学生中起作用，因为站在讲台上就在教育，你用不着讲很多话。教师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要为人师表……。要把一种团结，一种进取，一种朝气的精神面貌建立起来”，目的就是“希望将来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永远记得这四年中学校对他们的教育”。一个最恰当的比喻就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钱伟长以自身的道德力量对教师提出了道义上的要求，让教师明白自己对学生的道德成长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就像美国密西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约翰逊·杜德斯达(James Johnson Duderstadt，1942－)指出的，“我们更应该理解，对绝大多数的教师来说，在大学工作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神圣的召唤，召唤他们为学术与教学奉献爱”。
    2、建构体系，整体联动
    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要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贯穿到各级各类学校，贯穿到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全过程；要有意识地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体现于各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要重视日常的养成教育，发挥课外活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教育形式的潜移默化的隐性熏陶作用。
    钱伟长指出，“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格地说，义务教育阶段不应该有重点学校，义务教育是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培养天才。要使我们的小孩儿都受到合格的公民教育，有个平等的原则在里面。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应该是平等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要研究一下非重点学校的问题，它的现状如何、危害有多大等等。”当进入中学阶段后，则应“教给学生当公民所必需的知识，如历史、地理。当然，也灌输一些世界观的东西。这中间，老师起着模范作用。中学老师常常影响学生一辈子”，他发现，“中学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世界观、人生观基本上是在中学老师的影响下开始形成的。我认为中学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归结起来，“小学老师培养学生一些习惯，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尊心，而中学老师是培养小孩的人生观的，老师一举一动都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比大学老师的影响还深，因为大学老师主要是教知识的……知识是要学的，但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品德教育，而品德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小学完成的。”
此外，教材的编写应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可结合我国的历史，将我们先辈创造的丰富成果编入其中，让学生了解我们的灿烂文化，以加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他还以物理教学为例，将物理教学如何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作了具体的说明。
    3、大爱无言，于细微处
    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以自身的道德力量统一于治校和学问之中，展现于对师生做事、做人态度的陶冶。“作为知识分子精神领袖，大学校长‘除了有纯理性的思考外，还要有对社会状况更直接的关心，对社会和现实人生有一种道德的承担，有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职责’。大学校长除非自己有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持真理、追求科学、关心人类的高尚品德，否则就不能要求和影响师生有高尚的品德。”如果说上述提到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称之为“显性”途径的话，那么，这一点无疑就属于“隐性”途径了。
    钱伟长校长用他自己浓厚的道德力量影响了整个上海大学的师生。正如英国19世纪著名的教育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所说：“在我所设想的理想的大学中，一个人应该能得到各种知识的教育，并在运用所有的获得知识的方法上得到训练。在这样的一所大学中，活生生的榜样力量将鼓舞学生树立崇高的志向，在学问上努力赶超前辈的学者，并沿着开辟知识新领域的探索者的足迹前进。他们所呼吸的空气将充满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诚实的激情，因为这是比学问更珍贵的财产，比获得知识的能力更高尚的素质。”
    凡是上海大学的学子，都知道这么一个典故，说是“校长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上海大学”。平凡的话语背后包涵的却是钱伟长对对学生的无比深厚的“爱”。除了在学业上、生活上关心他的“唯一孩子”。即便是在开学和毕业典礼这些在绝大多数人觉得无非是例行公事或者干脆溜之大吉的场合，他每年必定参加，一直到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久坐为止。按照组织学和领导学的相关理论，领导者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的各种仪式活动中如果自觉参与，会给组织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引导和行动上的激励。通过各种仪式，组织慢慢地就会形成特定的文化和信念。对大学生来说，开学和毕业典礼是其求学过程中的重要时刻，校长的行为会对他们产生很微妙的影响。通过这些仪式活动，毕业生们会感受到自己在学校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长久以往，也必定会影响他们对母校的看法和忠诚感。因此，在西方大学尤其那些著名学府如英国牛津和剑桥等的学位授予日，校长必定会亲自逐个为学子们颁发学位证书，若一天完不成，次日续颁，直至为每个毕业生颁发完毕。毕业典礼已成为体现西方大学特有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如此就不难理解耄耋高龄的钱伟长校长为何还要坚持参加毕业典礼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部分高校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从进校到离校，还有大学生没见过校长。这并非个别的现象难到不值得我们深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