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尔斯曾高度评价制度的必要性，他说：“倘若没有一种制度存在，单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和学术工作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学者的学术生命和学术工作应该成为由制度条文来保护的传统的一部分，以便于后来人可以从他们身上受益。……。不管大学的制度有什么缺陷，它毕竟是理念得以实现的场所。”制度同样是钱伟长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实现的“场所”。
    (一)在指导思想上既兼容传统，又与时俱进
    任何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都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存在于一定时空环境之中，受特定时代及条件的限制。“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个重要思想为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在钱伟长看来，“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教育，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历史上有数不清的生动楷模。在近代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斗争历史中，我们的先辈们又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认真研究和继承那些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文化和道德传统，同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实践相结合，赋予其适应时代要求的形式和内容，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是我们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必须抓紧做好此项工作。”所以，他非常重视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教育的这种教化功能，强调其对于培养国民爱国主义思想至关重要，极力主张教育者要引导青年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爱国主义知识，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祖国的使命感。钱伟长用历史上大量科学发明和创造的事实写成《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言道“要让这些文化遗产的精华得到发扬光大。要结合时代精神，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光荣革命传统来教育青少年一代，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和责任感，使他们成为一代奋发向上的、高素质的建设者。”为此，他在该书修订版“绪言”中明确指出修订出版此书的目的就在于“鼓动我国青年在改革开放进行宏伟的现代化建设中，应该发扬自尊自信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还撰文指出，“我们祖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有着光辉无比的科学创造”，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无可辩驳的事实“无疑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特别是中国古代涌现出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文人贤者，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民族精神是历史的，也是不断发展的。它只有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不断发展，才能为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民族的繁荣与富强提供精神支柱。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一个个人都是他自己民族的儿子，同时也是他自己时代的儿子”。很显然，如果脱离时代特征来谈论钱伟长的爱国主义思想，那么就会失去实际意义，也失去针对性。钱伟长前半生所处的时代是国势险危，民族苦难，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焦点必然集中在救国强国上，他的所作所为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青年献身祖国、救亡图存的壮怀，也表现出他可贵的毅力和杰出的聪明才智。因此，尽管明知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下，回来不会有什么好出路，又尽管在国外获得了好的工作条件，过着优裕的生活，抗战一胜利，他仍是毫不犹豫地回国。因为他深知自己出国留学并非是为了拿一张绿卡，当“假洋鬼子”。他时刻牢记当年出国时伙伴的誓言——“凡是我们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再不用派人去学习了。……留学是为了将来无须再留学！”他不相信落后的中国不能改变，他说，“我们不改变它，谁改变它呢？”即使在历经磨难后的晚年时光里，钱伟长仍然胸怀祖国，志在报效，他的理念是“国家至上”、凡事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以国家之乐利，人民之幸福为旨归，个人利益不计焉”。因此他一方面争分夺秒地为祖国建设做贡献，同时为祖国培育更多的人才；另一方面，他既奔走呼吁改善青年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又谆谆教育他们，一定要以国事为重，把个人得失和暂时困难抛在一边。他强调：“作为一个公民，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祖国有责任感”，“要理解一条：没有祖国就没有任何个人的出路”，“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于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来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负”。他知道，一个人生存的价值和信念，就在于祖国的振兴和腾飞，而这也正是钱伟长自强不息、斗志旺盛，历劫不磨，老而弥坚的根本原因。
    可见，继承优良传统文化是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任何人都不能割断历史，抛弃传统。坚持兼容传统和与时俱进，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同这些体现时代要求的新观念相融合，培育出适应当今时代特点的爱国主义思想。
    (二)在教育机制上既融会贯通，又循序渐进
    纵观经济发达国家发展史，各国毫无例外都把爱国主义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普及到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通过系统丰富的民族精神教育内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而现在有不少人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过去饱经忧患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历史，不了解，不熟悉，因此必须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国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让青少年在启蒙时期就能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历史文化，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果，从小培养爱国情怀。
钱伟长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国民的身心特点，构建具有层次性、逐渐递进的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多种教育形式和多种教育手段，使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全面、深入、持续地开展下去，在生动性、震撼力、见成效方面下功夫，使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上，通过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不断认知、修养和实践而真正有所收获、有所进步，循序渐进地将伟大的民族精神熔铸到国民的心灵深处。他特别强调，“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途径是在学校里开设好中国历史、地理课程。我们对国家具体内涵的认识，往往是通过对国家民族的历史和地理知识的了解而获得的。历史和地理课程，不能仅仅作为一门传授知识的课程，而忽视这些课程在国民教育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意义。现在的应试教育体制以及在理工农医类专业的招生考试中不考中国历史和地理的做法，使得中学教学极不重视这两门课程，影响了爱国主义教育，以至使爱国主义教育脱离实际，空洞乏力。应该通过中国历史和地理教育，使爱国主义精神深入青年学生的思想之中，并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内在力量。”此外还可以通过历史上众多的贤者事迹，用生动形象的“案例”来感染青年学生，这对培养其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具有重要的意义。钱伟长本人自小就在钱穆等大师的影响下，熟读诗书，对历史典故是信手拈来。他说，“我的二十四史是能背的”，当年清华知名历史系学者陈寅恪的“怪题”之所以没有难住他，就得益于他对历史的博闻强记。他十分欣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句名言，并且力主将之纳入上海大学的校训之中，以教育每一个上大学子。
    作为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认为，中国文化史不仅是文学院学生必学的基础课程，也是全校文科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还向理工科的学生开放选修。2003年春，91岁高龄的钱伟长亲自邀集上大中文系教师商谈编撰《中国文化读本》一事。书成付梓之际，钱伟长又亲自作序道：“发展现代先进科技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实乃中华腾飞之双翼。先进科技必须认真引进，传统文化亦绝不可弃。我中华古国有五千年绵亘悠远之文明，文化宝藏之富厚贵重堪称举世无双。历代先人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道德伦理、育人修身、处世智慧诸方面的种种创造，不仅光耀史册，而且沾溉万世；不仅有助于塑造崇高纯洁之人格，而且确能转化为现代化建设之推动力。对于这份丰厚遗产，我们应当妥善继承，发扬光大，绝不可轻视冷落，而贻无知不肖之饥。我上海大学师生，文科者自需负起加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之责，即使理工科师生，也应以一定时间涵泳学习，俾能提高文化素质，养成品位高尚、发展全面之社会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