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深博的文化，一直是各少数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在公元3～6世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并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公众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考量标准。
　　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矛盾中，也大多把文化同化作为主要的治理方式。例如，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对民族融合产生了强劲的促进作用。不可否认，在中国的民族融合进程中，也出现了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征讨、掳掠、招抚，但中国少数民族之所以最终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并不单纯是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是先进文化渗透的结果。靠着承载先进文化价值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语言和文化习俗等价值系统，中华共同体从西汉开始就不断发展壮大。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来推动少数民族贵族的“汉化”。隋唐时期，通过民族杂居政策，实现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而在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由此可知，中华民族就像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主体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既融合全民族的多元文化，又具有主体高度认同的中华文化。（编辑 杜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