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钱伟长的二叔，因为字“宾四”，钱伟长尊称其为“四叔”。由于父亲英年早逝，钱伟长从小跟随四叔长大，因而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受钱穆的影响为最甚。钱穆不仅资助钱伟长完成中等教育，而且经常让其陪读，少年钱伟长跟着四叔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严谨的学风。在四叔的帮助和熏陶下，钱伟长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仅如此，钱穆忧国忧民的深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情怀深深影响了青少年时期的钱伟长。
    钱穆诞生这年正是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之时。他的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终始，而他的治学始终充满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家、爱民族的真情。唐君毅曾如此评价钱穆：“钱先生自由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始终”。钱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对日本人的入侵愤慨尤为深刻。华北事变后，他曾撰文道：“是时华北之风云骤紧，日处危城，震荡摇撼，奇诼蜂起，所见所闻，疑非人境”。他对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镇压深表沉痛，在给顾颉刚主编的《崔东壁遗书》一书的序中说，“北平各大学青年爱国运动骤起，牢狱之呻呼，刀刃之血滴，触于目，刺于耳，而伤于心”，让他“一室徘徊，胸沸脉竭”。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完成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大力表彰晚明遗老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实则暗喻反抗侵略的写作意旨。并与百余名平津知识界教授一起，联名签署《抗日救国宣言》，要求政府集中力量，一致对外抗战，表达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爱国主义意识和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高度关注。当抗战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国民党军队溃败，大好河山沦丧，一些人对此失去了信心。而钱穆在西南联大给学生上《中国通史》课时则告诉学生，“从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动态波荡中可以仔细观察思考，今日的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是绝对有希望的、有前途的”，表达了他诚挚的爱国爱民的情怀。不仅增加了学生对国史的兴趣，还增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自信心。
    钱穆先生认定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惟一的救国之道，因此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中华传统和中国文化的创新。他积极倡导“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点；对人类文化有了解、对社会事业有贡献，为求学做人之向往目标”的教育理念。钱穆先生一生任教七十五年，桃李满天下，饮誉海内外。他曾以九十二高龄在台北寓所素书楼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生讲授一生中的最后一堂课——《中国文化思想史》。在课堂上殷殷寄语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理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此前三月，他还发表了《丙寅新春看时局》，谓“此下的中国，只有全中国和平统一始是个大前途、大希望。和平统一是本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的大前途、大理想、大原则。”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仍然表达了他对祖国、民族和未来中国的深切关怀和对青年的深切希望。钱穆先生在台北去世后，钱伟长曾送挽联及祭文痛悼四叔的教养之恩：“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燕山苍苍，东海茫茫。呜呼吾叔，思之断肠。幼失父怙，多赖提携。养育深恩，无时或忘。”并于世纪之交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撰文追忆养育之恩：“四叔是一个有浓厚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他深爱着祖国，只是种种经历，使他成为游子”，高度赞扬其“忧国忧民，渴望富强”的赤子胸怀，对叔父生前未能重回故土深表遗憾，从中也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对钱伟长一生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