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在转学到物理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位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他就是史学大家、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顾颉刚教授。也许可以这么说，在钱伟长的“弃文学理、科学救国”运动中，没有顾颉刚先生的大力支持，此事未见得有那么顺利解决。
    顾颉刚先生是一位非常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基于“强邻逞暴，国土日蹙”之势，毅然走出书斋，创办三户书社，直接向民众做抗日宣传；又创办《禹贡》杂志，组织禹贡学会，提倡边疆地理和民族史的研究，以加强国民的国土意识和爱国意识为己任。当钱伟长在叶企孙先生的指点下，“曲线运动”跑去找顾颉刚先生的时候，顾颉刚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侮，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答应帮助钱伟长说服了他的四叔钱穆先生。因为顾颉刚与钱穆两人交情极其深厚。还是在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脱稿之时，当时年长钱穆两岁的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就不吝称赞“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二人虽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先生对钱穆关爱备至，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1930年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次年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因此钱穆对于顾颉刚是相当尊重的，所以当顾颉刚提出意见，支持钱伟长改读物理系时，钱穆不再反对。
    不仅如此，顾颉刚还对吴有训说：“青年有选择志向的权力，他愿意为国家民族学科学，尽管有困难，但他愿意学，坚持要学，他就能克服困难。他清楚自己的条件，比别人学得晚，是很吃亏的。但他有坚定的志向，我们对年轻人的志向只能引导，不能堵。”从而大力促成钱伟长的科学救国行动。
    在1994年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钱伟长还提到了顾先生当年对他的大力支持，他说：“我与顾先生的关系是很深的，今天我之所以能从事科学工作，顾先生是帮了很大的忙的”。
此外，诸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教授，物理学系赵忠尧教授、吴有训教授等著名学者的爱国思想都对钱伟长有潜移默化的不同程度影响。
锤炼于留学加美
    1939年7月，钱伟长参加了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在数千考生中脱颖而出，和郭永怀、林家翘3人同时被录取。不料，9月英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轮船停开。到1940年1月初，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再次通知留学生到上海集中，准备改去加拿大，并委托一个英国人和他的买办为留学生办理各项出国手续。当钱伟长和同学们把行李搬上了“俄国皇后”号的甲板，等待着开航的时候，发现护照上有日本领事的签证。大家无比愤怒，立即下船与那个英国人交涉：“日本正在武装侵略我们，是我们的敌国，我们为什么要敌人的签证？”英国人解释说：“有了日本领事的签证，你们便可在日本的神户登岸游览，一路上也可以不受干扰。”“不，我们是中国人，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宁可不去留学，也不要日本人签证！”钱伟长和其他留学生们一起，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这份“照顾”，22本护照一齐扔到了英国人的脚下。最后，直到1940年8月初，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寄来第三次通知，让留学生们再度集中上海，仍去加拿大。这一次，钱伟长他们拿到的护照不再有日本领事的签证。于是，大家再次搭乘“俄国皇后”号并顺利到达目的地多伦多城。至此结束了一场延续了一年多的为爱国而引发的留学风波。
    “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抱着这样的坚定爱国理念，在世界著名科学大师辛格(J. L. Synge)和英菲尔德(E. Infeld)等人的指导与培育下，钱伟长很快对力学研究的“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取得重大进展。多年之后，钱伟长还记得这一工作：“辛格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高兴地决定要在一个月中用我们已得结果，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送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60岁的祝寿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是在1941年夏季刊出的。论文集中共刊出了24篇论文，作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老赖斯纳、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隆等，我是惟一的青年学生，而且是中国的青年学生。”（注：粗体为笔者所设置字体）钱伟长在世界级自然学科上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此，他无比自豪，爱国情怀溢于言表。
    1943年，钱伟长到达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跟随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教授做博士后。在冯·卡门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其中一篇研究薄壁构件扭转问题而撰写的“变扭的扭转”论文，被冯·卡门教授称为“经典式的力学论文”，还在他本人的传记里说：“自从喷射推进研究所成立以来，我已经顾不上基础理论方面的工作了。这篇论文，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一篇关于固体力学的文章了。” 这篇文章曾受到欧美各国学者的重视，并被广泛引用。当时，冯·卡门教授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条件，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吸引力之大是毋庸置疑的。
此时的钱伟长，还仅值而立之年。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傲视世界物理学界，事业如日中天的他，无疑是前途似锦。然而对钱伟长更具吸引力的还是——祖国！他为自己作出的这些成果没能为祖国服务而无比愧憾，日夜思念着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祖国。“当时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中国人有周培源教授和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傅承义等人，朝夕相处，从世界大事、国事、学术、音乐、艺术，无所不谈，无所不议。但怀念祖国、怀念同学、怀念亲人，还是最主要的内容”。当太平洋彼岸传来日本投降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时，钱伟长再也坐不住了。经历了战争创伤的祖国急需建设，这无声的召唤使得钱伟长再也不能安心在异国他乡从事研究工作了。他曾悄悄地告诉挚友谈镐生先生，他不想再“为他人做嫁衣裳”，想回国效力。他说“现今国内力学界杰出的人才较少，而富国强民又离不开力学。我回去正好可以开拓祖国的力学事业，乃至航空事业。”拳拳爱国报国之心表露无疑。但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美国的军事机密，如果公开提出回国，美方不可能顺利放行。于是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承认落后，不甘落后，要解决这个落后问题，宁愿牺牲自己在国外的舒适生活。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就领导了600人的工程师队伍，我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是为美国做事的，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为美国用的，我干嘛，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升华于磨难劫后
    怀着一腔报国热血的钱伟长，辗转回国。但刚刚渡过八年艰难抗战岁月的祖国一片狼籍，人民生活极其艰难。回到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同样面临着生存的考验。“1946年到1949年初北京解放为止，我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月薪开始为法币14万元，还不够买两个暖瓶，以后改为关金券、金圆券等，生活也更困难”。“自1948年春以后，生活十分困难，曾有好几个月只有小米和白菜度日，真是比‘三月不知肉味’，有过之无不及”。迫于生计，他奔波于北平的清华、北大和燕京三所大学工学院，几乎“承包”了三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仍不得温饱。长女开来出生后，他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告货度日。就在这样的艰难生活中，他做出了一个至今还让所有人为之感动，甚至有人还困惑不已的选择。
    那是1948年8月，钱学森自美返国探亲，看到他的窘迫困境，告诉他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研究所(GPL)工作进展较快，希望他可以回该所复职，并带全家去定居及给予优厚待遇。为了摆脱几乎难以生存的经济困窘，钱伟长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去美国GPL工作。但他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毫不犹豫他填写了“NO”。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他做专题采访时，记者曾问及这件事情。他说，“我当然不想回去(美国)的，可是那时候太艰苦了……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是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记者：填这个NO 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你心里很清楚这一点。)是啊，我总不能忠于美国人，我是中国人。(记者：所以在签这个NO的时候，您毫不犹豫。)我毫不犹豫，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我是忠于我祖国的”。
    解放后的钱伟长积极参加和领导教学、科研活动，学术上进入了第二个丰收期。但是，1957年的噩梦打断了这一切，他被剥夺了所有的29个社会职务，而且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的独子尽管成绩优秀，却受牵连高考落榜；更有甚者，他被剥夺了公开进行科研、发表论著的权利。对于一位热诚的科学家，这是何等重大的打击！
    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没有灰心丧气，继续从事着力所能及的教学和科学咨询工作。据统计，从1958年到1966年，他完成了科学咨询、建议百余件，讲课12门，编写教材约600万字，为杂志审稿300余件，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即使是在被1957年噩梦打断一切科研工作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钱伟长生活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他依然通过种种渠道，将自己科学工作的成果奉献给人民：曾代叶祖沛教授(原联合国冶金组专家顾问，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叶老不谙中文)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试验作了理论准备；曾蒙李四光部长的亲顾寒舍恳切要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反右后被“流放”到新疆的他的研究生潘立宙从事这一研究，由李四光同志亲自把潘立宙同志调入他创建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的重要事业；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了咨询；为人民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以栏杆框架承担其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同时提出了计算方法；为北京火车站的球形方底屋顶的边框强度设计提供了计算方法；为架线工提出的关于山区电缆的下垂问题，以及风荷下电缆的长波跃动和互相干扰问题提供咨询；为架子工铆工研制的拉力扳手提供了设计资料；机床厂工程师发现了从民主德国引进的9种机床和说明书内容不符的问题来咨询，经过了4个月的往返现场试车，才发现技术说明书是旧型号的，引进的机床是隔了两代的新型号的，自动化水平和加工速度都较高，油路有较大改善，后来钱伟长改写了操作维护指示书，问题才得到了妥善解决；还有关于试炮场、防护体结构、贮油罐顶盖结构计算、电厂冷却塔设计计算、波纹管和膨胀接头的设计计算、拉晶机设计计算等钱伟长都曾提供过咨询服务；他也曾为电缆厂提供了他从未发表过的电缆强度计算方法及其公式，后来这些公式出现在电工手册上，但并未提及作者及来源。
    1978年改革开放，钱伟长得以洗刷身上的不公正。他欣然道，“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权利，欣逢1978年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服务效力，感到无限幸福”。“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丰富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我的生活无限充沛而有意义，虽然岁月催人老，愿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以补偿26年来失去的珍贵年华；愿以自己点滴汗水，汇入祖国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去”。拳拳赤忱报国之情溢于言表。三十年来，钱伟长一直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奔驰前进，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尽心尽力。他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考察访问，“到处向地方当局出主意，向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每到一地，他总是无偿提供极富含金量的建议，受到了各地人民的普遍欢迎。
钱伟长一心一意办好上海大学以及其前身上海工业大学。先后两次在国家教委(教育部)组织的评估中获得高度评价。他关心着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1982年就曾多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呼吁各方正视教育工作，并特别关心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工作，支持根据当地条件，兴办地方性的高等学校。充任了沙洲工学院、漳州大学、四川西昌凉山大学、四川华莹山城大学、广东暨南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名誉校长。同时还接受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电子工程大学、重庆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学院、湖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泉州华侨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名誉教授职务，义务联系各校。另由澳门东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加拿大多伦多赖尔斯学院授予名誉院士，美国纽约州罗彻斯脱理工学院等校授予荣誉学位与称号。1991年9月受加拿大大学联合会邀请访问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渥太华等10所大学，并美访问美国纽约、罗彻斯脱、水牛城等地的三所美国大学。
    钱伟长曾说：“爱国是我终身不渝的情怀”。自由饱读诗书的他，深受我国古代士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传统精神的激励，无论是初入清华的弃文从理，还是留学期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的毅然归国；无论是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还是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后，钱伟长始终以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为治学动力，按照“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祖国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些朴素而崇高的理念去思考和实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