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思想形成，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动荡年代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思潮冲突碰撞中成长起来的。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既使国人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与屈辱，也孕育出诸多具有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格的优秀人才。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变乱而痛苦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英雄辈出的时代，有那么一大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为寻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关乎中华民族前途的事业上来。正所谓“时事造英雄”。钱伟长，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作为生长于20世纪初期的一代新青年，钱伟长不断接受着自由、民主、独立等新思想的熏陶，亲历着中国重大的变革事件和民主运动的脉动，朴素的爱国思想充盈了他年轻的胸怀。他跟许多人一样，走着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为爱国强国梦想艰辛探索。
    19世纪一开始，作为一个“严厉而又丧失了帝国自信心的时代”，嘉庆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就处在腐败和造反的阴影之下。而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中国一向怀有的威严和自尊被西方彻底击碎，“接踵而来的必然就是解体的过程”，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凌驾在中国人头上。19世纪70年代末的甲午战争更是拉开了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狂分中国的序幕。《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一系列难以尽数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昔日辉煌的泱泱华夏赔地割款，国破人亡，彻底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其时，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下足”，以致农民起义绵延不绝。国内贸易“市镇萧条，倒闭相仍”，国外贸易则“百遇百跃，外人岁赢三千万以去”。中国的政治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意识，爱国反帝成为共同的呼声。从1840到1919年，农民阶级的反侵略与反封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救亡与维新，革命民主派的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由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从农民武装斗争到改良派自上而下的改革，再到革命派武装起义，汇聚成一系列波澜壮阔而又令人烯嘘的爱国运动。
    社会的急剧变化也带来了思想的空前解放和活跃。“天朝上国”的衰败和没落，帝国列强的入侵，促使无数爱国志士警醒。内忧外患的情境使得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国将亡于旦夕”，从而出现了“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是以恐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受过教育的阶层是以蔑视为核心的排外主义，为数较少但日益增多的中国雏形民族主义者是特有的以自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排外反侵略成为头等重大的问题”的现象。有识之士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发出“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主张。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思想犹如思想界之一飓风而弥漫全国。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促使国内爱国民主运动迅速酝酿并不断高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先后发生，在制度建设乃至思想领域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是企盼“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还是“以爱国相砒砺，以救亡为己任”的康(有为)梁(启超)，抑或是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并蹈海自戕以警世人的陈天华，再是“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的邹韬奋等“七君子”，无不是倾诉着强烈的忧国、爱国、报效祖国的情怀。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高举建立民主共和的战斗旗帜，从根本意义上把爱国诉求推上了一个新高度。虽然代表不同的各色思潮，体现的阶级意志有所差异，目标、目标的指向性和路径各有侧重，但都表达着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的强烈愿望。这些爱国思想的共同核心理念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至此，传统的只具有文化价值的爱国主义，已转化为具有鲜明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
    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爱国主义在以往文化底蕴的根基上表现出了更多的政治属性。中国与列强交战失败后的耻辱，国人与外人杂居时所受的歧视，使中国人自然就会把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把国权当己权，以国耻为己耻，凝聚力会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增强。面对空前民族灾难，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在担忧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识之士都会思考如何摆脱困境，重新振兴国家。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怀着对现实、对个人现状的一种认可和满足的心理，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往往蛰伏潜隐着，波澜不惊，似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现实发生了变故，尤其是这种变故可能影响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人们的情绪或情感就会受到影响，爱国主义都将被激活。钱伟长在其青少年时期就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是钱伟长在上海参加完高考之后。有一天，他来到外滩散步，在公园门口被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使得他遭受了强烈的屈辱。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他觉得中国人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侮辱！而就在他刚进清华大学的第三天，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四十多年后，他曾这样回顾：“我是受国耻纪念日对我的灵魂上的冲击长大的，因此最后我从学文改学物理，因为当时我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是没有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
    因此，近代中国所受的国耻屈辱和期盼“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强国梦想成为钱伟长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直接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