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理论积淀决定思想层次高度柔韧
    开放的江南文化让年少的钱伟长受到了直接、集中、系统地熏陶，为其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20世纪初的一个金秋季节，钱伟长呱呱坠地于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村庄——江苏省无锡市鸿声镇七房桥村。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水乡泽国的江南，自古钟灵毓秀，人文鼎盛，是南北文化的交流要冲，中外文化的交汇点。它一方面深受国学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开放较早、工商业发达的区域，从而使得其文化特征是外柔内刚，坚忍不拔；开放度高，而文化积淀深厚。
    江南历来特别重视教育。在彪炳史册的风流人物中，江南才子占有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自五代十国武肃王钱鏐始，即尊重文化，崇儒兴学，使得江南一带人才云集，史称“满堂花醉三千客”。唐宋之后进士状元辈出，明清时期江南状元独多。据统计，明代江南状元共31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31％；清代江南状元共65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56％。因此，有了苏州“一门三状元”，无锡“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的盛事。    江南状元大多不仅善诗文，而且工书画，多才多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历代以来，江南状元中均盛出爱国为民为国分忧的贤人智者。如，晋代将军周处，少年知自艾，斩恶蛟射猛虎，去恶习学圣贤，率五千勇士力拼数万敌军，为国壮烈捐躯。宋代清吏李纲，一生刚正不阿，中夜不寐忧千端，心肝开张五情热，虽遭贬乡却仍“但得众生皆温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时刻担心山河陷敌。南宋名臣王十朋，效诸葛仿仲淹，学寇准比包拯，一身正气，忠心为国，清正廉洁。年少时恰值金兵入侵，他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斩奸盍请朱云剑，射虏宜用李广弓。借问秦庭谁恸哭，草茅无路献孤忠”，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被海瑞力赞为“两朝崇祀庙谟新，抗疏名传骨鲠臣”的明朝忠臣顾可久，同样为官清正，刚正不阿，骨鲠敢言。清代时还有状元顺应历史潮流，创办民族工业，以实业救国，等等。
    此外，发源于无锡的东林学派对整个江南一带的思想影响尤其不容忽视。东林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思想学术领域出现的一个以讲学与议政相结合的著名学术流派，在我国理学思想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因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在地处江苏无锡城东隅弓河畔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和读书而得名。其讲学特点是“举贤育才，博采众长，经世致用，关心国事”。虽居水边林下，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十五世纪后半叶，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民负担沉重，政治日益腐败，全国“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也。贫富尽倾，农商交困”，东林学派于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它是以东林书院讲学为联系纽带，并逐步发展形成的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学派，“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东林学派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重，激扬文字，讽议朝政，要求廉正奉公，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往往讲学之时，许多不同学派的人士也“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甚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人数之多，“一时相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事”。同时，也遭到权贵和宦官集团的深刻忌嫉和强烈反对。
    长期执讲东林书院的东林学派首领顾宪成一贯强调“实学”、“实用”，使社会收到“实益”。他凡事以国家为念，“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并曾撰有一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提倡“关心国事、振兴吏治、廉洁奉公、关心民生疾苦”的优秀学风以及“大无畏抗击权奸、反对贪赃枉法、矢志革新朝野积弊”的不屈不挠斗争精神。这种学风精神长期深入人心，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东林学派的思想对当时社会思想起到拨乱反正的重要推动和指导作用，同时对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思想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后生活在无锡和苏州的钱伟长，自小伴读在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的叔父钱穆先生左右，并先后得到国学无锡专科学校和苏州中学江南名师的指点，耳濡目染江南文化精髓，江南爱国人士的壮举于他是早已沁入脑海，成为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外，在七房桥老家不幸失火举家迁往无锡荡口镇居住时，钱家又得到荡口望族华家的无私资助。华家是著名爱国典范，华衡芳为中国制造了第一艘军舰，将自己的财力精力奉献给国防事业；华世芳创办诸多学校，为国家教育事业操劳一生。恩人华氏坚定的爱国理念又从另一个角度侵染了少年钱伟长的心灵，为他一生的爱国信仰添砖加瓦。因而在钱伟长晚年的回忆录里时常提到华家，说这恩情难以忘怀，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