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与社会大背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悠久的中华爱国传统、富有特色的江南爱国文化以及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社会为他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爱国主义思想是我国优良的传统，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巨大的积极影响。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追本溯源可知，早在奴隶制国家出现以前，远古祖先就在发展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己赖以生息繁衍的土地产生了依恋之情，并演化出保卫自己氏族、部落不受侵犯的团结御侮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最早源头。“公元前六、七十年到公元后二百年(奴隶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之间，爱国的观念在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例如，《战国策》中曾提及“周君岂能无爱国哉”；东汉献帝时也有“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说法。虽然几千年以来，这种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带有鲜明的“家国一体、国族一体”的历史时代性，“在春秋以至于明清时代，爱国主义思想表现为华夷之辨，亦为夷夏之辨”，然而，传统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维系中华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正是一部爱国主义发展史”。一代代中华优秀儿女，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为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发展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这些中华骄傲之中，有当国家遇到外敌入侵时，为保家卫国而奋勇抗敌直至为国捐躯的无数英勇将士。汉将霍去病声言“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唐人戴叔伦“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宋帅岳飞自幼即立“精忠报国”志向，愤呼“还我河山”，之后统帅岳家军，“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誓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陆游一生为收复失地，临终绝笔仍“但悲不见九州同”，因而告诫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近代更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虎门销烟，大灭帝国主义威风；三元里百乡群众自发围歼英军，大显国人气概；清将冯子材以古稀之年身先士卒，率军大败法国侵略者；甲午战争中爱国将领邓世昌、丁汝昌等百千将士力抗外敌，壮烈牺牲，气贯长虹……为数最多的就是以血肉之躯捍卫中华独立而至死默默无闻的无数民族英灵，虽然史册无载其名，但其为国爱国之浩然正气仍与日月同晖。这些中华骄傲之中，还有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人民，振兴国家，为祖国强盛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仁人志士。比如“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于谦，“忘家徇国，遑恤其他”的张居正，“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衽席”的海瑞，“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的魏源等诸多先驱。为使国家强盛，康有为、梁启超等六君子力促戊戌变法，为此，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甘洒热血醒国民。诸如此等爱国人士，枚不胜举。
    在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下，钱伟长对国学兴趣极浓，各类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事迹，于他自然是耳熟能详。为此，深受先贤哲人爱国主义思想浸染的钱伟长，在青少年时代就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其行为准则不外乎“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自始至终“位卑未敢忘忧国”。尤其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钱伟长一生的座右铭和真实写照。他视生养自己的祖国“寸寸山河寸寸金”，一生完全以国家利益为标准，所以有“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是搞国家需要的事情，国家需要我就干”一说。
    因此，中华传统爱国主义思想为钱伟长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